2003年4月29日。
清晨六点，医馆后院还笼罩在薄雾里。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测体温——36.5度，正常。居家观察期早已结束，但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
推开房门，晨风带着湿润的凉意。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长齐，在雾中显出嫩绿的颜色。周老先生站在前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新到的通知。
“三钱，好消息。”他的声音里有压抑不住的喜悦。
我快步走过去。那是一张区卫生局下发的文件：“关于部分医疗机构恢复诊疗的试点通知”。上面说，经评估，我区疫情风险等级已降为低风险，决定从即日起，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私人诊所申请恢复诊疗。
“试点？”我抓住关键词。
“对，试点。”周老先生指着下面的细则，“首批只开放三十家，要满足严格的防控标准。我们...有希望。”
近一个月的准备终于要派上用场了。从三月底被迫关门到现在，我们整理了医案，补充了药材，制定了防控预案，重新布置了候诊区...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
“今天就去申请？”我问。
“马上去。”周老先生已经换上了那件深灰色中山装。
申请材料早已备好。上午九点，我们来到区卫生局。办事大厅里人不多——试点通知刚下发，知道的人还少。
工作人员是个中年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审核材料时一丝不苟。他问的问题很细：
“医用口罩储备多少？” “发现发热病人的转运流程？” “候诊区每天消毒几次？”
周老先生对答如流，我把补充材料一份份递上。最后，工作人员在申请表上盖章：“材料合格。明天上午检查组现场核查，通过后即可恢复诊疗。”
走出卫生局时，阳光正好。四月底的省城，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已经长出新叶。行人依然戴着口罩，但步伐从容了许多。公交车上有了乘客，商铺陆续开门——生活正在缓慢恢复。
“先生，我们...”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先回去，把最后的工作做好。”周老先生说，“检查组来，不能有半点疏漏。”
4月30日，上午九点整。
检查组来了。三个人，穿着便装，但手里的检查表透出公事公办的严肃。
检查从门口开始。体温检测点、消毒记录、候诊区布置、防护用品储备...我们一一展示。这一个月的准备，此刻都成了底气。
专家在药柜前抽查药材，检查进货记录；在煎药区查看消毒设备；在医疗废物处理区核对流程...最后，他拿起那本《疫情防控期间接诊流程》，翻了几页。
“这是你们自己制定的？”他问。
“是。”周老先生说，“根据国家指南，结合医馆实际情况。”
专家点点头，和同行的工作人员低声交流。片刻后，他在检查表上签了字。
“恭喜。”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恢复诊疗通知书。从明天起，济生堂可以接诊了。但要注意，防控措施不能放松，我们会不定期抽查。”
周老先生接过通知书，手有些微颤。送走检查组，他走到医馆门前，缓缓撕下了那张贴了近两个月的“暂停接诊”告示。
纸张撕裂的声音，像春天冰面开裂的脆响。
“三钱，”周老先生说，“去把门打开吧。”
我走到门前，手放在门闩上，深吸一口气，用力一拉——
门开了。
晨光涌进来，照亮了前堂的地面。药香扑面而来，是久违的、温暖的气息。
上午十点，第一个病人来了。
是住在附近的刘阿姨，老胃病。她戴着口罩，在门口测了体温才进来。
“周大夫，可算开门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两个月，药吃完了不敢去医院，硬撑着...昨晚疼得睡不着。”
周老先生让她坐下，仔细诊脉。我记录，抓药。一切都那么熟悉，只是我们都戴着口罩和手套。
刘阿姨走后，病人陆续来了。有来调方的老病号，有买预防药的年轻人，有咨询的街坊...虽然不如以前多，但每个进来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中午，我们忙得没时间做饭。隔壁面馆的老板送了两碗面过来：“周大夫，开业大吉！这一个月你们关门，我们生意也冷清。现在好了，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下午两点，我想起了什么。
“先生，医馆重开的消息...我想告诉朋友们。”
周老先生正在整理病历，头也不抬：“去打电话吧。医馆的电话能用。”
我走到前堂的电话旁——那是一台老式的拨盘电话，黑色的机身，沉甸甸的听筒。这一个月，它几乎没响过。
第一个打给宋南乔。电话响了很久才接，是她妈妈。
“阿姨，我是三钱。南乔在家吗？” “在三钱啊！她在呢，等等啊...南乔！电话！”
脚步声，然后是宋南乔气喘吁吁的声音：“三钱？你怎么才打电话来？我之前给医馆打电话，周老先生说你被隔离了，吓死我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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