巳时，南京理工学院。
黄宗羲站在新建的印书馆里，看着第一份《经世学报》的样刊从雕版上揭下。墨香扑鼻，字迹清晰——首页是他的文章《论新政之道与术》。
“先生，印多少份？”印书馆的管事问。
“先印一千份。”黄宗羲道，“三百份送京城，两百份送各州府官学，剩下的在南京售卖。”
“售价呢？”
“成本价，每份五十文。”黄宗羲想了想，“再印一百份特制精装本，用上好宣纸，送给朝中重臣和各地大儒。”
这是顾炎武的建议——既要普及，也要争取上层。
正说着，顾炎武匆匆进来：“先生，京城来信了！”
黄宗羲接过，是方以智写来的。信中说了两件事：一是皇帝对《经世学报》大加赞赏，特批五百两银子作为办刊经费；二是邀请黄宗羲进京，参与修订《皇明共治约法》的草案。
“进京……”黄宗羲心跳加速。参与立法，这是学者梦寐以求的机会。
“先生要去吗？”顾炎武问。
“去。”黄宗羲毫不犹豫，“但你要留下，主持学报。还有，徐尔默知府来信，想请你去苏州，给新政督导组讲课。你也考虑考虑。”
“学生愿去苏州！”顾炎武立刻道，“纸上得来终觉浅，学生想亲眼看看新政是如何落地的。”
“好。那咱们分头行动。”黄宗羲拍拍他的肩，“记住，写文章要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谄媚，也不要为批判而批判。”
“学生谨记。”
这时，周茂兰也来了——他是来取学报的，周顺昌让他多带几份回苏州。
“黄先生，”周茂兰行礼后，有些犹豫地问，“学生读了您的文章，有个疑问。”
“讲。”
“您说‘道术合一’，又说‘新政重术轻道’。那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政该有的‘道’？”
这个问题很深。黄宗羲沉吟良久：“我以为，新政之道，在于四个字——**民富国强**。”
“民富在前，国强在后？”
“对。”黄宗羲点头，“国之所以强，因民富；民之所以富，因制度良。所以新政的根本，不是建多少工厂、造多少枪炮，而是建立一套让百姓能富起来、让国家能强起来的制度。这个制度，要公平，要有效率，要可持续。”
他走到窗前，看着操场上训练的新式学生：“你看那些学生，他们学数学、学物理、学工程。这是‘术’。但他们为什么要学这些？是为了让粮食增产，让织布更快，让道路更通——最终，让百姓生活更好。这就是‘道’。”
周茂兰若有所思：“那……先生参与修订《皇明共治约法》，是想把这个‘道’写进法律？”
“正是。”黄宗羲眼中闪着光，“法律不应该只是禁止做什么，更应该规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是百姓有田种、有工做、有书读；应该是官员清廉、司法公正、赋税合理；应该是国家强盛但不欺凌弱小，民族自信但不排斥他者。”
这番描绘让周茂兰心驰神往：“能做到吗？”
“难。”黄宗羲坦诚，“但总要有人去想，去试，去推动。也许我们这代人看不到，但种子种下了，总有一天会发芽。”
他拿起一份还带着墨香的学报：“这上面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种子。它们会飘到各地，落在有心人的心里。十年，二十年，总会开出花来。”
周茂兰深深鞠躬：“学生明白了。学生愿做播种的人。”
午后，黄宗羲开始收拾行装。他要北上京城，参与那部可能改变大明命运的法典的修订。顾炎武则准备南下苏州，去见证并记录新政在基层的实践。
两代思想家，两个方向，一个目标。
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将在未来掀起怎样的波澜。那些今天写下的文字，将在几十年后成为启蒙的火种，照亮一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的道路。
印书馆里，机器轰鸣。一份份学报被装订、打包，送往四面八方。思想的涟漪，开始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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