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刑侦支队的物证室，弥漫着淡淡的樟脑、纸张和化学固定剂混合的、略带压抑的气味。巨大的金属储物柜整齐排列，上面贴着案件编号和名称。角落一张专门辟出的长条桌上，铺着白色的防静电桌布，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从柳征自建房搜查到的、与宏远集团旧案相关的纸质文件和电子设备。
时间已经是柳征被捕后的第三天下午。核心的杀人证据链基本固定，审讯也告一段落。但柳征“复仇蓝图”中反复提及的、他父亲柳建国当年的“冤屈”，以及背后可能隐藏的、关于宏远集团核心层的更大丑闻，成了吕凯团队必须查清的关联事实。这不仅关乎柳征的杀人动机，也关乎案件背后更复杂的社会图景。
刘冰和赵永南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仔细梳理柳征电脑硬盘、U盘以及纸质文件中，所有涉及“父亲”、“宏远集团”、“锐进计划”、“采购项目”的内容。他们找到的，远比预想的要多，也更触目惊心。
那是一份被柳征花了至少五年时间，用近乎病态的细致和执着，一点一滴收集、整理、交叉印证、最终拼合而成的、关于他父亲柳建国之死的“调查报告”。
报告的开端，是八年前一份普通的设备采购合同。采购方是宏远集团旗下的精密仪器分厂，标的物是几套高精度数控机床的进口核心部件，供应商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贸易公司，合同金额高达四千三百万。合同签署人之一，是当时的采购部副主管柳建国。经手、审核、批准链条上，还有另外几个名字，其中就包括后来步步高升的周永康（时任分厂厂长助理）、王磊（时任技术部主管）、张明远（时任财务部副经理）。
“表面看，这就是一份正常的高价进口设备合同。”刘冰指着扫描到屏幕上的合同复印件，用笔尖点着几个关键位置，“但柳征在后面附了至少十几份材料来证明这份合同有问题。”
赵永南调出相关文件。首先是那家开曼群岛贸易公司的背景调查，由柳征通过某些“非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显示，这家公司是典型的“空壳公司”，注册资金极少，无实际业务，其实际控制人经过层层股权穿透，最终指向一个与周永康、王磊、张明远三人有密切私人关系的海外离岸信托。
“然后是这个，”赵永南打开一份银行流水记录（来源不明，但看起来像是某种内部泄露或黑客获取的数据），“合同签订后，四千三百万的货款，分三批，从宏远集团的账户，打到了开曼群岛那家公司的账户。但这笔钱，在到账后不到一周内，就被迅速转移，经过多个离岸账户的复杂流转，最终流入了三个分别位于瑞士、新加坡和列支敦士登的私人银行账户。账户持有人姓名与那三人无关，但柳征用红色箭头标注，并附了说明：根据这三人在此后几年的海外消费、置业记录（部分来自公开信息，部分来源可疑）的金额和时间点，与资金流入流出高度吻合。”
“也就是说，这笔巨额采购款，很可能根本没用来买设备，而是被他们三个人联手，通过虚构合同、空壳公司，套取出来，中饱私囊了？”刘冰皱着眉头。
“柳征的结论是这样。”赵永南点头，继续操作，“关键在这里，柳建国当时作为具体经办人，在后续的设备验收和入账环节，发现了异常。真正的、市场上能买到的同等规格核心部件，当时的合理价格应该在两千五百万左右，而且供应商应该是几家知名的德国或日本厂商，而不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开曼群岛皮包公司。他怀疑价格虚高，且货物可能有问题，或者根本没到货。”
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扫描的、字迹有些潦草的内部报告草稿，署名是柳建国，日期是合同执行后大约两个月。报告委婉地提出了对采购价格、供应商资质、以及货物迟迟未能完成最终验收的疑问，并建议集团审计部门介入核查。
“这份报告，根据柳征的注释，根本没有被正式提交上去。”刘冰指着旁边柳征用红笔写下的小字：“报告草稿在柳建国电脑中被发现，但未在集团内部OA系统找到提交记录。柳建国直属上级（周永康）证言称‘从未收到过此类报告’。”
“然后，事情急转直下。”赵永南切换到下一组文件。那是一份宏远集团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针对精密仪器分厂采购流程的“突击审计报告”（在柳建国提交疑问草稿后不到两周启动的）。报告结论赫然写着：发现采购部副主管柳建国，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在另一起小额配件采购中（金额仅三十余万），伪造单据，虚报价格，涉嫌挪用公款，证据“确凿”。
“调虎离山，移花接木。”刘冰啐了一口，“用一笔小钱，坐实一个容易查的‘罪名’，把水搅浑，把注意力从四千万的大案子上引开，顺便把发现问题的柳建国干掉。”
接下来的文件是人事命令和警方立案通知书。柳建国被立即开除，集团报警。警方介入调查那三十万的“挪用公款”案，证据对柳建国极为不利。媒体收到了“匿名爆料”，开始报道“国企员工监守自盗”。一夜之间，柳建国从兢兢业业的老员工，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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