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立即进行了反驳，指出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明确，柳征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其计划之周密、准备之长久、执行之冷静、反侦察意识之强，无不表明他是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自主策划并实施了犯罪。其关于“系统清理”的言论，更像是为其冷血行为寻找的、自我合理化的扭曲借口，而非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精神病症状。
法庭辩论激烈。旁听席上的人们表情各异，有的若有所思，有的面露愤慨，有的则显得茫然。
吕凯坐在旁听席靠后的位置，沉默地听着。他知道辩护律师的策略在法律上是常规的，甚至可以说是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尽责表现。那些关于创伤、PTSD、情感隔离、偏执信念的分析，也并非全无道理。柳征的内心世界，确实是一个被仇恨和扭曲逻辑彻底重塑的、冰冷异化的空间。
但……这就是“无罪”或“罪轻”的理由吗？
柳征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听着对自己的指控，听着那些血腥的细节，听着律师为他做的“精神病”辩护，听着公诉人的严词驳斥……他的表情，从始至终，只有一种深潭般的平静。没有激动，没有辩解，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仿佛庭审上争论的，是另一个陌生人的命运。
直到法庭辩论接近尾声，审判长按照程序，询问被告人是否还有最后陈述。
一直沉默的柳征，缓缓抬起了头。他的目光扫过庄严的国徽，扫过表情严肃的审判人员，扫过义愤填膺的公诉人，扫过为他竭力辩护的律师，最后，落在了旁听席某个虚空的方向，并没有聚焦在任何人身上。
法庭里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这个制造了惊天大案、却平静得诡异的凶手，会说些什么。是忏悔？是辩解？是继续他那套“系统清理”的理论？
柳征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平稳，穿过寂静的空气，传入每个人的耳朵：
“审判长，我放弃律师为我做的无罪或罪轻辩护。”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旁听席响起一片压抑的哗然。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愕然地转过头，看向他。
柳征仿佛没有看到这些反应，继续用那种平铺直叙的语调说道：
“我做的事，杀的人，我都认。过程，细节，动机，你们已经都知道了。该怎么判，法律有规定。”
他顿了顿，目光似乎微微凝聚了一些，但依旧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依旧平稳，却带上了一种冰冷的、金属般的质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法庭，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问问这个社会。”
他抬起头，第一次，将目光缓缓扫过旁听席上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最后，定格在审判席的方向。
“我父亲柳建国，当年到底有没有挪用那三十万公款？那四千万的采购款，到底去了哪里？‘锐进计划’裁掉的三百个工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后来怎么样了？我母亲李秀兰，是真的病死的，还是被人用了什么方法，让她‘看起来’是病死的？”
“这些问题，”他的语气没有加重，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一样刺入空气，“当年，有没有人认真查过？有没有媒体敢追问到底？有没有‘正义’，曾试图为他们主持公道？”
“逼死我父亲的人，逼疯（死）我母亲的人，让几百个家庭破碎的人……”柳征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空无一物的前方，仿佛在凝视着某个无形的存在，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近乎虚无的颤动，但迅速又恢复了平静，“……他们的罪，这么多年，谁来认？”
“我用了错误的方式，触犯了法律，我接受惩罚。但他们的罪呢？是不是只要权力够大，关系够硬，掩盖得够好，时间够久，就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过？就可以在阳光下，继续享受财富、地位和人们的‘尊敬’？”
“法律判了我，我认。但我想知道，法律，或者别的什么，能不能也判一判他们？如果法律不能，或者不愿，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他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嘴角，那或许可以被称为一个冰冷的、自嘲的弧度，“是不是就……永远都不会少？”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重新低下头，恢复了之前那副置身事外的平静姿态。仿佛刚才那番话，只是完成了一个必要的程序性发言。
法庭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比之前任何一次沉默都要沉重，都要漫长。
辩护律师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下。公诉人脸色铁青，但一时无言。审判长和审判员们交换着复杂的眼神。旁听席上，有人震惊，有人沉思，有人面露尴尬，有人眼含泪光，也有人不屑地撇了撇嘴。
柳征的“最后陈述”，没有为自己求情，甚至没有谈论自己。他用最平静的语气，抛出了一个最尖锐、也最沉重的问题。他把个人的罪与罚，强行与一个更庞大、更模糊、也更难解的系统性不公与沉默联系在了一起。
他放弃了“无罪”的法律辩护，却完成了一次对“无罪者”的沉默罪责的公开质询。
这场审判，似乎在这一刻，才真正触及了案件最冰冷、也最复杂的核心。法律可以审判柳征的杀人罪行，但柳征用他的行动和话语，将另一个更庞大的“审判”议题，沉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也压在了这个法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天平之上。
无罪的辩护，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但关于正义、罪恶与代价的漫长诘问，却仿佛才刚刚开始，并且注定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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