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二十五。年关已近，燕京的空气里弥漫着爆竹硝烟特有的淡薄火药味和一种归心似箭的焦灼气息。天色未明，寒风如刀，祁同伟背着鼓鼓囊囊的行军包，手里拎着一个装满了资料和书籍的沉重人造革手提箱，挤上了通往燕京西站的早班公共汽车。
车厢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人与人紧贴着，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凝成一片模糊的水雾。各种方言交织，行李卷、麻袋、编织袋挤占了每一寸空间，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味和劣质雪花膏的味道。祁同伟被挤在中间，寸步难移，只能紧紧护着自己的箱子和背包，那里面是他熬夜整理出的关于特区法律问题的初步思考和大量资料，是他的“投名状”和“敲门砖”。
一路颠簸摇晃，等终于挨到西站，祁同伟几乎是被人流裹挟着下了车。一站到西站广场上，他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倒吸一口凉气，先前在公交车上的拥挤简直成了“舒适”的前奏。
燕京西站——这个此时全国最繁忙的铁路枢纽之一，仿佛一个巨大无比的、沸腾的漩涡。人！目之所及，全是人！黑压压的人头从广场一直蔓延到车站大楼内部，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水，看不到尽头。呼喊声、喇叭声、孩子的哭闹声、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的嘶吼声……各种声音汇聚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海洋，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
无数背着、扛着、拖着大小行李的旅客，脸上写满了疲惫、焦急与渴望，拼命想往前挪动，却又被更庞大的人墙阻挡。队伍早已失去了形状，人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紧密地挤压在一起，缓慢地、痛苦地向着检票口的方向蠕动。许多买不到坐票的农民工，裹着满是尘土的棉大衣，干脆蜷缩在广场的角落、屋檐下，靠着行李，眼神麻木地等待着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列车。
这就是八十年代末，春运最真实的写照。一种近乎悲壮的出行艰难，一种源于经济初步活跃、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时代特有的混乱与蓬勃交织的奇观。
祁同伟站在原地，一时有些茫然。他提着沉重的箱子，看着眼前这无边无际的人海，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种个人的渺小与无力。在这样的洪流面前，什么提前毕业，什么权力谋划，似乎都变得遥远而微不足道。他该怎么找到课题组？怎么挤进车站？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一个穿着臃肿棉袄的大娘差点撞翻他的箱子，连道歉都顾不上，就又被人流卷着向前。祁同伟赶忙护住资料，额头已渗出细汗。
“祁同伟同志！祁同伟同志！”忽然，一个略显焦急的声音穿透嘈杂，隐约传来。
祁同伟循声望去，只见出站口附近，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正高高举着一块用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用毛笔清晰地写着“燕京大学—祁同伟”。他显然也挤得够呛，头发有些凌乱，额头上都是汗，正踮着脚，努力在汹涌的人潮中搜寻着。
“这里！我是祁同伟！”祁同伟如同抓到救命稻草，赶紧一边挥手，一边奋力朝着那块牌子的方向挤过去。短短十几米的距离，他挤得浑身是汗，箱子也不知被磕碰了多少下。
那年轻人看到他，明显松了口气，赶紧挤过来接过他手中的箱子：“祁同志吧？我是李院长的助手，姓张。可算接到你了！快跟我来，这边走！”
小张助手显然对这里很熟悉，他没有带着祁同伟冲向那可怕的主候车大厅入口，而是引着他沿着广场边缘，绕到了一处相对僻静的侧门。门口有工作人员值守，小张出示了一个证件，又指了指祁同伟，低声说了几句，工作人员点点头，便放他们进去了。
一踏入这道门，仿佛瞬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外面的喧嚣鼎沸如同被按下了静音键。这里也是一个候车区域，但面积小得多，人也少得多。座椅不再是冰冷破旧的长条木椅，而是换成了蒙着墨绿色灯芯绒布套的软座沙发。地面干净整洁，墙上挂着简单的风景画。角落里放着水壶和一次性纸杯，甚至还有一个小报架，提供几种报纸。虽然装潢依然简朴，但与外面的情形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里的人们衣着体面，大多安静地坐着看报或低声交谈，神色从容，不见丝毫慌乱。
祁同伟一时有些恍惚，仿佛刚才外面那炼狱般的场景只是一场幻觉。
“这是咱们课题组的同志和一些因公出差同志的临时候车点。”小张助手低声解释道，将箱子放在一旁，“李院长他们已经到了，在那边。”
祁同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导师李为民正和几位看起来像是学者或干部模样的人坐在一处沙发上交谈。李为民也看到了他，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用手势示意他先找地方坐下休息。
祁同伟找了个空沙发坐下，身体陷入柔软的垫子，一时间竟有些不适。他环顾四周，看着这安静、有序、甚至称得上“舒适”的环境，再回想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一幕幕，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在他心中翻涌。那是一种强烈的割裂感，一种因自身所处的“特殊”位置而产生的微妙不安甚至……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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