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的春来得迟。
已是二月中，宫墙下的柳枝才刚抽出些鹅黄的芽，在晨风里怯生生地晃着。皇城大庆殿前的广场上，百官按品级站成数列，紫袍、绯袍、绿袍，像一片片被冻住的彩色绸缎，在清晨的寒意里微微发颤。
朝会已进行了一个时辰。
柴荣坐在御座上，身上穿着赭黄色的常服，外面罩了件黑貂皮大氅——刘翰坚持要他穿的，说殿里阴冷，病体受不住。他脸色依然苍白，但坐得很直，手搭在扶手上的狻猊兽首上，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冰冷的铜质。
范质站在丹墀下，正在读一份长长的奏疏。内容是关于淮南水患后漕运恢复的进度，数字很多，地名很杂，听得人昏昏欲睡。几个年老的官员已经开始偷偷挪脚，缓解站麻了的腿。
柴荣的目光扫过殿内。张永德站在武将班首，眼睛半闭着，显然在走神。李重进倒是听得认真，但眉头紧皱，大概是在盘算漕运中断对军粮的影响。文官那边，户部尚书王溥低着头，手指在袖子里掐算着什么——这人向来精明，对数字敏感得像猎犬嗅到猎物。
终于，范质读完了。他合上奏疏，躬身：“请陛下圣裁。”
柴荣没立刻说话。他端起手边的参茶，抿了一口，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稍微驱散了胸腔里的寒意。放下茶盏时，瓷底碰在紫檀木案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修漕运的款项，从哪儿出？”他问，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大殿里格外清晰。
王溥出列：“回陛下，去岁秋税收毕，除拨给各镇军饷及官俸外，国库结余约八十万贯。按工部预算，疏通汴河、淮河主要淤塞段，需三十五万贯。臣以为……”
“不够。”柴荣打断他。
王溥一愣：“陛下？”
“修漕运要钱，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要钱，赵匡胤练新军要钱，北边边境加固关防也要钱。”柴荣慢慢数着，“八十万贯，听着不少，撒下去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殿内安静下来。百官都抬起头，看向御座。这位皇帝病愈还朝后的第一次大朝会，果然不是来听汇报的。
“王溥。”
“臣在。”
“去年全国田赋，实收多少？”
王溥迅速答道：“夏税钱二百四十万贯，秋粮四百五十万石，折钱约三百万贯。加上盐茶专卖、商税、矿课等，岁入总计约八百万贯。”
“支出呢？”
“军费占四成，官俸两成，皇室用度及各地工程一成，余下三成存库或调剂各镇。”王溥对答如流，显然是做足了功课。
柴荣点点头：“也就是说，每年能攒下的，不到一百万贯。”
“是。”
“太少了。”柴荣站起身。貂皮大氅滑落肩头，刘翰在旁想替他披上，被他摆手制止。他走到丹墀边缘，俯视着下方的臣子。
“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陛下刚打了胜仗，就要加税了。劳民伤财，非明君所为。”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人心上，“但朕问你们：北汉刘崇虽败，元气未丧；契丹死了个杨衮，可汗庭还有十万铁骑；南唐李璟占着江淮富庶之地，水军冠绝天下。这些，靠每年一百万贯，打得赢吗？”
无人应答。
“再问你们：黄河年年决口，淮河漕运时通时断，关中旱，淮南涝。这些，靠一百万贯，治得好吗？”
依然沉默。
柴荣走回御座，但没有坐下。他扶着椅背，手指摩挲着冰冷的木雕纹路。
“所以朕今天不说加税。”他顿了顿，“朕说——查税。”
两个字，像冰雹砸进热油锅。
王溥猛地抬头，范质倒吸一口凉气，连一直半闭着眼的张永德都睁大了眼睛。殿内响起压抑的骚动声，官员们交换着惊疑的眼神。
“自唐末以来，天下崩裂七十余年。”柴荣的声音提高了几分，“藩镇割据，政令不出汴梁。各地田亩册籍混乱，隐田逃税者十之三四；盐铁专卖之利，多入私囊；商贾行旅之税，十不征一。这些，你们不知道吗？”
他看向王溥：“户部尚书，你说，光是淮南一带，世家大族隐报的田亩，有多少？”
王溥额角渗出冷汗：“臣……臣委实不知……”
“那朕告诉你。”柴荣从案上拿起一本簿册——那是他病中让亲信暗中查访整理的，“仅扬州、楚州、泗州三地，隐田就不下五十万亩。按每亩年税三十文算，一年就是一万五千贯。十年呢？十五年呢？”
他放下簿册，声音冷下来：“这还只是田赋。盐课呢？茶课呢？市舶司的海外贸易抽分呢？各地关卡私自收取的‘过路钱’呢？”
范质终于忍不住出列：“陛下！此事牵涉甚广，宜从长计议……”
“朕没有时间从长计议。”柴荣直视着他，“范相，你熟读史书。告诉朕，历代王朝崩溃，除了外患，最主要的内因是什么？”
范质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是钱。”柴荣替他说了，“朝廷没钱，就养不起兵，兴不起水利，赈不了灾荒。没钱，边军就得靠地方自筹，于是藩镇坐大。没钱，官员俸禄不足，于是贪腐横行。没钱，百姓活不下去，于是揭竿而起——这个道理，很难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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