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冬雪，降落的是西北荒原。
聂明远的军靴陷在没过脚踝的积雪里，每走一步，雪粒就顺着裤脚钻进袜子，冻得脚踝发僵。营区扎在贺兰山脚下的一片洼地，西北风卷着沙粒，像刀子似的刮过帐篷，帆布被吹得“哗啦”响，整夜都不停歇。他刚查完哨，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是三个月前从宛平寄来的，信皮上的字迹被风沙磨得模糊，只勉强认出“紫薇”两个字。
进了帐篷，他就着油灯的光拆开信。紫薇的字比两年前更显遒劲，却仍藏着细巧的笔锋：“今年宛平雪下得早，学堂的窗户糊了三层纸，张老根还在窗沿下钉了木板，孩子们读书时不冷了。小栓子已经能教低年级的娃认‘国’字，她总把你的名字写在‘国’字旁边，说这样聂叔叔就不会忘了宛平。刘老汉的烟袋杆断了，他不肯换，说这是你走时碰过的，用着踏实。”
信里没提信差往返的艰难——聂明远知道，从宛平到西北，要走半个月的土路，遇上战乱还得绕路，多少信件丢在半路，或是等送到时，早已过了时节。他摸出贴身的布包，里面裹着三样东西：半颗晒得发硬的红枣（去年紫薇寄来的，他舍不得吃）、一张画着“家”字的土块拓片（小栓子塞在信里的），还有紫薇缝的那件单衣——衣襟处被硝烟烧了个小洞，是上次跟马家军作战时，他护着伤兵留下的。
“师长，军部的急电。”副官掀帘进来，带进一股寒气，手里的电报纸还带着雪粒，“中原大战爆发，咱们师要连夜开拔，去豫西支援友军。”
聂明远捏着电报的手顿了顿，油灯的光晃在他脸上，映出眼底的疲惫。自去年肃清西北军阀残余后，他的部队就没歇过——今天防着陕北的游击队，明天又要应付地方武装的挑衅，如今又要被拖进军阀混战的漩涡。他想起紫薇信里写的“太平”，忽然觉得这两个字像隔着千山万水，远得抓不住。
“通知下去，半个时辰后出发。”他把信仔细叠好，放回布包，又塞进怀里，“另外，把咱们仅剩的那点棉衣，多分给新兵，他们扛不住西北的冷。”
副官应了声，刚要走，又回头说：“师长，宛平的信……还没寄出去吗？”
聂明远望着帐篷外的风雪，沉默了片刻。他上个月写了三封信，都没寄出去——先是信差被流寇劫了，后是邮局因战事停了业，最后一封，他托了个要回北平的商人，至今也没消息。“算了，”他声音哑了些，“等打完这仗，再写吧。”
可他心里清楚，这“仗”哪有头？中原大战打起来，部队只会更难立足，别说寄信，能不能守住命都难说。
同一时刻的宛平，也落了雪。
紫薇正坐在学堂的油灯下，给孩子们补棉衣。针脚穿过厚布，每扎一下，她就要把针在嘴边抿一口——指尖冻得发木，只有这样才能找回点知觉。桌上摆着个空信封，是她昨天写好的，却没敢封口——她不知道聂明远现在在哪，信皮上的“西北军营”四个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最后还是空着。
“紫薇姑娘，烤烤火吧。”刘老汉端着个炭盆进来，炭火烧得通红，映得他满脸皱纹都暖了些，“张老根刚送了些木炭来，说让娃们上课不冷，也让你暖和暖和。”
紫薇放下针线，搓了搓冻僵的手，往炭盆边凑了凑。“刘叔，您说……明远他是不是收不到信？”她声音轻得像雪粒，“都快一年了，没收到他一封回信。”
刘老汉蹲下来，把烟袋杆在炭盆边敲了敲，火星落在雪地里，瞬间就灭了：“傻姑娘，西北远，又在打仗，信哪能那么快到？俺年轻时候跑商，从北平到兰州，遇上兵荒马乱，半年都走不完。聂长官心里记着你，记着娃们，就肯定会回信的。”
正说着，门帘被掀开，小栓子裹着件旧棉袄跑进来，手里举着个冻得硬邦邦的烤红薯：“紫薇姐姐！俺娘烤的红薯，给你留的！俺今天教小豆子写‘聂’字，他总把‘耳’字旁写歪，俺就跟他说，聂叔叔的耳朵可灵了，能听见宛平的读书声！”
紫薇接过红薯，指尖触到红薯的余温，眼眶忽然就热了。她摸了摸小栓子冻得通红的脸颊，笑着说：“小栓子说得对，聂叔叔肯定能听见。等春天来了，咱们就去麦田里读书，让风把书声吹得远些，吹到西北去。”
小栓子用力点头，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木炭写满了“平安”两个字：“俺每天都写，写够一百张，聂叔叔就会回来了。”
紫薇把纸叠好，放进抽屉——里面已经存了厚厚的一摞，都是孩子们写的“平安”“家”“国”。她知道，这些字是念想，也是支撑她等下去的底气。
西北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聂明远骑在马上，雪花落在他的肩章上，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他回头望了一眼营区的方向，只有几缕青烟在风雪中飘着，很快就被吞没。副官递来一块干硬的馍，他咬了一口，渣子卡在喉咙里，难以下咽——他忽然想起紫薇做的玉米面饼，温热的，带着麦香，是他走之前吃的最后一顿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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