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材投入使用后的蒙学班，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机。那些由李墨精心绘制的“情景识字图”，成了孩子们眼中最神奇的宝贝。他们围在墙边，小手指着图画，争先恐后地辨认：“这是‘纺车’！我阿娘天天摇的！”“那个是‘斗’，粮店量米的！”“看！‘钱串子’，一串一百文，我阿娘上月得了两串呢！”
徐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也随之调整。他不再仅仅是领读，而是更像一位耐心的导游，领着孩子们在一幅幅生活图景中“旅行”，每到一个“景点”，便揭示一个字的奥秘，讲述一个简单的道理。教“秤”字时，他真地从家里带来了一杆小秤（戥子），让孩子们轮流掂掂不同重量的小物件，感受“轻重”，再联系到坊里领棉花、家里买米卖菜都要用秤，“公平”二字便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算术课更是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时段。当赵廪生将那些源自坊里工钱、家中米粮的题目写在沙盘边上时，孩子们的眼睛瞪得溜圆，小脑袋凑在一起，用竹棍算筹摆来弄去，嘴里念念有词：“四两纱，每两五文……四五二十，阿娘得二十文！”“半斗米吃一天半……一斗吃三天，半斗就是……一天半！”虽然计算过程笨拙，错误百出，但那份试图弄懂自家生计的认真劲儿，让徐老先生和赵廪生既心酸又欣慰。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孩子们回家之后。
刘寡妇的儿子，那个叫栓柱的八岁男孩，下学后兴冲冲地跑回家，举着沙盘（林越允许基础好的孩子借回家练习），对他娘说：“阿娘阿娘！今天先生教了算工钱！你纺四两纱是不是得二十文？我算给你看！”他用竹棍在沙盘上笨拙地摆出“4”和“5”，然后模仿赵廪生教的“四五二十”的口诀，居然真的算对了。刘寡妇愣了片刻，眼圈一下子红了，搂着儿子喃喃道：“我儿会算账了……会算账了……”第二日，她便悄悄将栓柱算的数目，与工钱条上的数字对了对，分毫不差。这事儿在织女中间悄悄传开，引来了更多惊奇与羡慕。
另一个叫小花的女童，家里是开豆腐坊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磨豆腐为生。学了“斤”、“两”、“钱”和简单的加减后，她竟能帮母亲记下每日卖出豆腐的大致斤两和收入，虽然记得歪歪扭扭，却让原本大字不识、全凭心记的母亲省心不少。她母亲逢人便夸：“学堂里教的，真管用！小花都能当小账房了！”
还有孩子学了“东”、“西”、“南”、“北”和附近几条街巷的名字后，第一次能清晰地向人指路，甚至能看懂坊里墙上贴的简单告示（如“防火须知”几个大字），回家说给父母听。
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改变着“第一坊”织女家庭内部的气氛。母亲们发现，孩子从学堂回来，眼里有光了，嘴里的话多了，甚至能帮上点小忙了。她们自己或许不识字，却从孩子稚嫩的诵读和笨拙的计算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希望”的东西——我的孩子，或许不会像我一样，做个睁眼瞎，一辈子受穷挨欺。
口碑，就这样在织女们含泪带笑的讲述中、在街坊邻居啧啧称奇的议论里，不胫而走。起初，只是“第一坊”内部有适龄孩童的家庭，后悔当初没报名，或家里还有更小的孩子，纷纷打听蒙学班还收不收人。接着，消息传到了西门外邻近的街巷，那些靠做小买卖、打短工、或给人帮佣为生的贫苦人家，也心动了。他们或许不像织女那样有固定的“坊”作依托，但对孩子能识字算账的渴望，同样炽热。
于是，每日蒙学班下课时，厢房外渐渐围拢起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面孔，多是些衣衫褴褛的妇人或老人，牵着面黄肌瘦、眼神怯生生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向徐老先生或帮忙维持秩序的赵廪生打听：“先生，这学堂……还收娃不？”“俺家小子九岁了，伶俐得很，能来念不？”“要交多少束修？俺……俺家一时拿不出……”
徐老先生和赵廪生不敢擅自做主，将情况反映给了林越和李墨。
“先生，门外想送孩子来学的，怕不下二三十户了。”李墨既感欣慰又觉压力，“咱们这两间厢房，最多再容十来人，已是极限。且徐老年纪大了，赵兄也有府学课业，精力有限。若再扩充，师资、场所、乃至笔墨沙盘的耗费，都成问题。是否……先婉拒？”
林越看着窗外那些在寒风中瑟缩却充满期盼的身影，沉默良久。他深知李墨的顾虑是现实的。蒙学班本是他为兑现承诺、尝试“启智”的一步闲棋，依附于“第一坊”，资源有限。然而，民间的需求一旦被点燃，其力量远超预估。拒绝？看着那些可能因为错过这唯一机会而继续重复父辈蒙昧命运的孩童？
“不能拒。”林越最终摇头，语气坚定，“百姓有此心，是好事。咱们既然开了头，就得想办法走下去。困难是有，但可以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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