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详文和林越的报告，如同两块投入盐政这潭深水的石头，激起了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涟漪。然而，省城那边的回音尚在漫长的公文流转中等待，东亭场那十户试验灶台产出的“新盐”，却已累积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量。这些色泽洁白、颗粒均匀、不易返潮的盐，与广储仓里那些灰黄潮湿的“旧盐”堆放在一起，对比鲜明得刺眼。
如何处置这批“新盐”？是按常规混杂在旧盐中一并发售，抹杀其特质？还是单独存放，另行定价？这成了摆在州衙盐课分司（归宋濂直管）和户房面前一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
按惯例，官盐定价，依的是“场价”加“课税”再加“运费杂耗”，最终形成各州府的“发售价”。盐质虽有“上、中、下”之分，但差价不大，且实际操作中往往含糊不清。如今，东亭场的新盐，在“场价”环节，因省柴省工，成本确比旧法盐略低，但这点优势在庞大的税课和转运成本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若想真正“惠及百姓”，必须在最终的“发售价”上有所体现。
宋濂的态度很明确：新盐成本既降，质量又升，售价当维持原价，甚至可略降，以显官府惠民之心，并为后续扩大改良造势。他授意盐课分司，将新盐单独造册，拟按旧价（或略低于旧价）先行在州城及附近几县试销。
然而，这看似合理的决策，却触动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首先跳出来的是**州城的几家大盐商**。他们虽非官盐的直接经营者，却通过承包部分运输、仓储乃至与盐吏勾结“盗卖”、“换掺”等手段，从官盐体系中分肥。官盐质次价高，私盐才有暴利空间；若官盐质量提升、价格稳定甚至微降，势必挤压私盐市场，影响他们的灰色收入。更令他们不安的是，这种“提质降本”的技术改良若推广开来，灶户得益，官府损耗减少，他们上下其手的空间将被大幅压缩。
于是，盐商们开始活动。他们一面通过行会向户房、甚至向王判官那边递话，大谈“盐法祖制不可轻动”、“新盐定价若低，恐扰乱市场”、“灶户得利，恐生骄惰”等陈词滥调；另一面，则在市面上散布流言，说新盐“好看不中用”，“加了不明物事”，“久食恐伤身”，甚至暗示这是官府为了“多收盐税”而搞的花样。
几乎与此同时，州城及周边县镇的市面上，**私盐**的流通似乎也“活跃”了起来。一些挑担走街串巷的“货郎”，或僻静巷口突然出现的小摊，开始以明显低于官价（甚至低于旧官盐价）的价格，兜售色泽灰暗、颗粒粗劣、却打着“老灶土盐”、“不加官税”旗号的私盐。这些私盐贩子往往行踪诡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引得一些贪图便宜的百姓和底层小饭馆悄悄购买。
明面上的舆论压力和暗地里的私盐冲击，双管齐下，目的只有一个：阻挠新盐顺利上市，维持旧有利益格局。
这一日，林越正在广储仓查看新改造的防潮仓廒（已投入使用，效果显着），盐课分司的一名老吏匆匆找来，面带忧色：“林先生，宋大人请您速去分司衙门议事。出了点麻烦。”
林越赶到时，分司衙门的偏厅内气氛凝重。宋濂面沉似水，下首坐着分司大使和两名属吏，桌上摊着几份刚收到的“舆情”抄报和底下县镇报来的“私盐滋扰”文书。
“林越，你看看吧。”宋濂将一份抄报推过来，上面赫然写着几位“乡绅耆老”联名递到州衙的“陈情”，对新盐的质量和定价提出“疑虑”，建议“审慎处置，莫伤灶户，勿扰市廛”。另一份文书则报告了某县集市发现低价私盐，冲击官盐铺销售，差役抓捕时，贩子混入人群逃脱。
“树欲静而风不止。”宋濂冷哼一声，“新盐尚未正式发售，便已引来如此多的‘关切’与‘乱象’。盐商不满，私盐猖獗，其意昭然若揭。”
分司大使是个谨小慎微的中年人，擦着汗道：“大人，盐商那边……颇有怨言，说若新盐质优价平，他们以往承运的旧盐恐难出手，损耗谁担？私盐之事，更是棘手，查不胜查，反倒显得咱们官盐铺无能。”
林越快速浏览完文书，心中了然。这是利益受损者的反扑，手段并不新鲜，却有效。他沉吟片刻，道：“大人，学生以为，此事关键，一在‘定价之据’，二在‘打私之效’，三在‘民心之向’。”
“讲。”
“其一，定价之据。”林越道，“新盐成本确降，质量确升，此有东亭场详实数据为证，并非虚言。我辈所行，光明正大。盐商所谓‘扰乱市场’、‘恐伤灶户’，实为无稽之谈。市场当以质论价，优质平价，方能惠民，亦能倒逼劣者改进，此乃正道。灶户因改良省力省柴，收入未减反可能增，何来‘伤’之说？学生建议，可将东亭场成本对比数据、新盐样品、以及灶户自愿书等，择其要者，公之于众，或至少向州衙各房及有疑虑之盐商展示，以正视听。定价，则坚持原价或微降，绝不动摇，以示官府改良惠民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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