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府吴知府的来信，照例被李墨妥善收存在书铺后堂那只榉木书信匣的第三格，与宋濂近期的几封手谕、几份州衙关于蜂窝煤税费调整的公文副本叠放在一起。信纸上的字迹一如既往地透着务实与急切，询问“新式民居之法，可否详考？或有简图说明，以便晓谕乡里效仿”。林越看罢，只让张顺将《安居小改》册子连同几张示范房的简图，一并封好寄出。这类技术层面的交流，如今已成两地合作的常态，自有章程可循，无需他过多费心。
真正让林越搁下手中正在修订的《简易机械图解》稿，凝神思索了许久的，是几乎同时送达的另一份文书——来自本州州衙，宋濂亲笔所书，并盖有州府官印的一份正式邀函。邀函内容，远非寻常公务往来可比。
“……今上倡实学，重民生。州府拟于城东择地，筹建‘州学实艺分斋’，专授农桑、工技、算数、医药之基础实用之学，以补经义之阙，以养可用之材。素闻先生博通实务，知行合一，所倡诸法惠及地方匪浅。特诚邀先生主理分斋教材编撰之事，拟定修习纲目，择要编纂《实用算术》《农技基础》等蒙学教材，务求内容切实，文字浅显，图示明晰，使蒙童匠户皆可通晓入门。事关教化根本，望先生万勿推辞……”
放下这份质地坚实的官牍，林越走到窗前。冬末春初的阳光，透过改良后更为宽大的窗棂，在书房地面上投下清晰的光斑。他心中波澜微起。建学校，编教材——这不再是零敲碎打的技术推广，也不是与某个官员或商号的私下合作，而是试图将那些他带来的、零散的“实用之学”，纳入官方的、体系化的教化轨道。这意味着，他的理念和努力，正在被这个时代权力结构中的开明部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正式方式所认可和吸纳。
“州学实艺分斋”……名字还带着试探与折衷的意味。“实艺”二字，既区别于正统的经史“实学”，又试图赋予其一定的正当性；“分斋”则表明它附属于传统州学之下，而非独立门户。但无论如何，这扇门，已经开了一条缝。
宋濂的意图，林越约略能猜到几分。这位知府大人务实，看到蜂窝煤、改良农具、新式房屋乃至防疫、印书等技术确实改善了民生，带来了实利，也积累了他的政声。将这些有效的“实艺”加以整理、传播，既能进一步巩固治绩，响应朝廷近来隐约可见的“重实”风向，也能为地方培养一批稍通实务的底层吏员、工匠头领，于公于私，皆是好事。而邀请自己这个“始作俑者”来主持教材编撰，既是信任，也是一种稳妥的策略——毕竟，没人比他更清楚这些技术的核心与边界。
机遇与风险并存。编撰官方认可的教材，影响力远非民间小册可比，能让实用知识更系统、更权威地传播开来。但这也意味着，内容必须更加谨慎，不能越界，不能触碰敏感领域，更需在“实艺”与“正道”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而且，一旦涉足官学，必然引来更多关注，乃至非议。
思忖良久，林越提笔回信。信中，他首先对宋濂的远见与信任表示“深感惶恐，亦觉荣幸”，欣然接受邀约。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条理清晰：
“教材编撰，首重‘基础’与‘实用’。学生愚见，可分两步。其一为《实用算术》，不涉高深数理，专攻日常生计所需：田亩丈量、粮赋核算、市井买卖、简易簿记、以及工匠常用之尺寸比例换算。可结合本州度量衡，编成口诀、习题，辅以图示，力求蒙童学之即能应用于家计。”
“其二为《农技基础》，非汇集奇技，乃总结本地已验证之稳妥良法：如选种留种之要、堆肥沤肥之法、常见作物之栽种时令与田间管理、简易水利修缮、家畜常见病辨识与防治。内容需因地制宜，语言务求俚俗，可大量采用农谚、歌诀，便于记忆传播。”
“此外，或可增设《百工识略》浅编，简介木、瓦、铁、陶等工匠行当之最基础工具、材料与安全须知，使学童略知稼穑之外，亦晓器用之源，开阔眼界，或可助其将来择业。”
他特别强调，教材内容必须“稳妥无虞”，皆取自本州已有成效之经验，并经老农、老匠核实。编撰过程中，可邀请州学中通晓文墨且不鄙薄实务的教官参与，确保文辞规范，合乎体例。最后，他建议教材初稿完成后，先在小范围内（如州学蒙童或城乡义塾）试讲试用，根据反馈修改完善，再行定稿刊印。
回信送出的第三日，宋濂便派了身边一位姓徐的老书吏前来，言明知府大人对林越的构想“深以为然”，已命州学腾出一处僻静院落，作为“教材编撰所”，一应笔墨纸砚、乃至所需参考书籍（多是些旧农书、算经），皆由州学供给。徐书吏还带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穿着半旧襕衫的瘦高男子，介绍说是州学里的赵训导，负责蒙童经学，略通文墨，亦对实务有些兴趣，知府命他协理编撰，主要负责文字润色与体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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