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初夏，梅雨未至，空气里却已浮动着潮湿的躁动。启航科技实验室的灯光依旧亮到凌晨，但这一次，不是为了调试算法，而是为了整理一份沉甸甸的协议。
会议室里，长桌两侧坐着两拨人：一边是江南重工机械厂的三位代表，穿着笔挺的工装，神情审慎；另一边，是陈启年、林婉秋与启航科技实验室的技术骨干，身前摊开着《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案》草案。
“我们理解你们的诉求，”江南重工机械厂厂长周明德缓缓开口，目光落在陈启年脸上，“但必须明确——‘启航科技实验室’若转为企业，就不能再占用江南重工的编制、财政拨款和科研专项经费。它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陈启年点头：“我们接受。我们不要钱，只要机制。”
他翻开文件第一页，标题赫然写着：“启航科技有限公司——国企创新孵化的混改样本”。
“我们的设想是：由团队核心成员持股51%，江南重工以无形资产与初始设备作价入股30%，剩余19%用于未来人才激励与战略融资。公司注册后，将以独立法人身份承接外部项目，自主决策技术路线与人员聘用，但承诺核心技术成果优先反哺集团主业升级。”
林婉秋补充道：“这不是剥离，而是进化。实验室近两年积累的成果，将通过新公司实现产品化。我们测算过，三年内可实现盈亏平衡，并为集团创造不低于八倍的投资回报。”
会议室陷入沉默。这不仅是一次新企业的注册，更是一场体制边界的试探。
周明德看着那份股权结构图，良久才道：“你们这是在踩钢丝啊。”
“是的，”陈启年平静回应，“但我们相信，真正的创新，从来不在保险箱里。”
三天后，江南重工党委会专题审议该方案。争议激烈。有人质疑：“让技术人员当老板？这还是国企吗？”也有人担忧：“万一技术外流，责任谁负？”
其实，最终决策权并不在企业内部，而是需上报主管单位。经多次协调与材料补充，方案被提交至市经济委员会（市经委）进行审批。
2003年6月，市经委正式批复：“原则同意江南重工报送的启航科技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案，允许技术团队控股，探索国有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文件特别指出：“此为国企机制创新的积极探索，应在规范管理、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妥推进。”
批复文件下达当日，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实验楼前的草坪上。
“启航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获批，成为江南重工首个员工控股、国资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科技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一栏，写着：陈启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陈启年成为启航科技的法人代表，但他并未脱离江南重工的组织体系。他的组织关系、人事档案、工资发放主渠道以及职称评定仍归属于江南重工技术科。他每天上午仍按时打卡上班，参与集团技术例会，指导青年工程师完成产线升级任务。他办公桌上，一边放着启航科技的商业计划书，另一边仍是江南重工《2003年度技改项目清单》。
他仍是江南重工技术科的正式在编技术人员。
此外，根据国家2003年出台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从事技术开发与服务活动的通知》及相关政策精神，明确允许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单位批准后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活动。政策特别指出：“对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可在保留原有身份和待遇的基础上，依法担任科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因此，陈启年以江南重工技术科人员身份，经组织审批后兼任启航科技法人代表，完全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属于合规、合法、合情的制度突破。
在批复文件中，江南重工党委特别注明：“陈启年同志兼职行为已履行备案程序，其主业仍在集团技术岗位，兼职活动不得影响正常履职，重大事项须向组织报告。”这也为后续国企推进“科研人员双轨制”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挂牌仪式很简单。没有红绸，没有领导致辞。只有团队成员站在新刻的铭牌前合影。那块“启航科技实验室”的旧牌被取下，挂在了新办公室的荣誉墙中央——它不再是一个部门名称，而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我们没有离开，”陈启年站在门口对众人说，“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下。”
凌晨三点，启航科技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
窗外的城市早已沉入梦乡，唯有几盏孤灯在夜色中闪烁，仿佛与屋内的灯光遥相呼应。
空气中弥漫着速溶咖啡和能量饮料的混合气味，带着一丝焦苦与甜腻，像是疲惫与坚持交织的味道。
林婉秋那张素净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眼下的青黑清晰可见，但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仿佛有星辰在其中燃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