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嘴崖的作战计划还在参谋们的沙盘和图纸上细细打磨,部队在厉兵秣马,兵工厂在日夜赶工。但在杨各庄团部旁边一间不起眼的土坯房里,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也在紧锣密鼓地部署着。这间房门口连个牌子都没挂,平时进出的人不多,个个行色匆匆,穿着打扮也各异,有穿军装的干部,有着长衫像是教书先生的,甚至还有穿着绸缎马褂、看着像买卖人的。
这里是风暴团新设的“经济联络处”,对外宣称是负责根据地物资采购和土产销售的普通部门。但实际上,它的触角正悄无声息地向着根据地之外,向着敌占区、国统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延伸,试图编织一张隐秘而坚韧的贸易网络。处长是个叫周明华的干部,三十多岁,戴着眼镜,外表斯文,以前在天津的洋行里做过账房先生,算盘打得噼啪响,心思也活络。他此刻正对着油灯,仔细看着一份刚送来的密报,眉头微蹙。
他对面坐着的是王雷和赵刚。灯光将三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随着火苗轻轻摇曳。
“司令员,政委,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一些。”周明华放下密报,推了推眼镜,“我们派出去的第一批‘行商’,已经和太原、石家庄、甚至保定外围的一些商铺、货栈搭上了线。咱们拿出去的货——主要是山货、药材、皮货,还有少量品质极好的手工布匹,很受欢迎,价格也给得不错。对方对咱们的磺胺粉、阿司匹林片(部分来自系统爆装,部分来自与福特的交易,对外统称‘海外爱国华侨捐赠’)更是趋之若鹜,愿意用高出市价三成的硬通货或者咱们急需的物资来换。”
“这是好事啊。”赵刚说道。
“是好事,但问题也跟着来了。”周明华苦笑,“第一是运输。大批货物进出,很难完全避开日伪的关卡和税警。咱们的人虽然尽量化整为零、绕道小路,但风险依旧很大,已经有两个小组在途中被盘查,损失了一批货物,人虽然侥幸脱身,但线路暂时废了。第二是结算。对方愿意用大洋、法币甚至鬼子发的‘联银券’支付,但这些钱币在咱们根据地内流通性有限,而且币值不稳,尤其是法币,一天一个价。咱们更希望直接换取物资——五金材料、煤油、橡胶、甚至书籍纸张。可对方往往没有现货,或者有也不愿意轻易拿出来交换,更倾向于用钱。这就产生了我们拿着钱,却买不到最需要东西的窘境。第三,也是最麻烦的,”周明华声音压低,“有些和我们接触的商人,背景复杂。有的是真心做买卖,有的可能和日伪有牵连,想探咱们的底,甚至下套。咱们的人经验不足,鉴别起来很困难。”
王雷安静地听着,手指在粗糙的桌面上轻轻敲击。这些问题,都在意料之中。经济战线和军事战线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他建立这个贸易网络,首要目的是获取根据地无法自产的紧要物资,保障军工生产和军民基本需求;其次是要让根据地的经济活起来,让老百姓手里的山货土产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进一步巩固民心;更深一层,则是要逐步建立一套独立于日伪和国统区之外的、由自己掌控的经济循环体系,为将来更大规模的斗争打下基础。
“困难肯定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王雷开口,声音沉稳,“运输问题,光靠躲不行。老周,你想办法,摸清几条主要商路上日伪关卡的活动规律,哪些查得严,哪些可以疏通。必要时,可以动用咱们在敌占区的地下关系,或者,找那些有门路、常年跑这条线的‘老行商’合作,给他们分润,借他们的渠道和面子。我们的人,要重点保护那些价值高、体积小的关键物资,比如药品和特殊金属。”
“至于结算和物资兑换,”王雷顿了顿,“对方喜欢用钱,那就先用钱。但我们拿到的钱,不能躺在仓库里发霉,也不能全部用来买消费品。这样,老周,你选拔几个绝对可靠、头脑灵活的同志,给他们一部分资金,让他们以私人商贩的身份,潜入太原、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目标明确:专收废旧五金、报废的机器零件、书店里能找到的所有理工类书籍和图纸、还有各类工业原料的信息。哪怕暂时运不回来,先把信息摸清楚,把渠道建立起来。另外,我们可以尝试推出一种‘兑货凭证’。”
“兑货凭证?”周明华和赵刚都看向王雷。
“对。”王雷解释道,“简单说,就是一张盖有我们特殊印信的纸片,上面注明可以在我们指定的地点、凭此凭证兑换一定数量的紧俏物资,比如食盐、火柴、药品,甚至是我们兵工厂出产的优质铁质农具。这种凭证不记名,可以在商人之间私下转让、流通。它的价值,完全基于对我们根据地信誉和物资供应能力的信任。这样一来,那些拿到了大洋又暂时买不到所需物资的商人,可能会愿意接受这种凭证,因为他们知道凭这个能从我们这里换到硬通货。而我们,则相当于用一种信用,提前锁定了部分急需物资的购买力,也促进了根据地内部信用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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