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利玛窦携《坤舆万国全图》入京，其貌甚恭，其心甚巧。彼时士大夫见其天文历法精妙，遂呼为“西儒”，殊不知其袖中除却《几何原本》，尚藏教皇密谕一卷，上书：“以天学化华夷，使万民归主。”
而今之“西儒”亦复如是，不过将十字架换作“普世价值”，圣像改塑“自由女神”，而密谕则变作某基金会年度预算表，条款分明：“支银五十万，购东方喉舌三具，需精通国学，善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明末徐光启辈，诚心向学，然亦不免为耶稣会所乘。彼时西人传教，先赠自鸣钟、望远镜，待士人玩赏入迷，方徐徐道：“此物虽妙，然非信天主不能尽其用。”今之“启蒙家”手段更精，先以“批判思维”诱人，待听者颔首，忽而话锋一转：“汝国文化，实乃专制之根。”
可笑者，今之慕西学者，犹若晚清教民，入教堂先自辱祖宗，以为如此方能得“文明人”青眼。殊不知彼邦视之，不过一具“黄皮鹦鹉”，养在笼中，专学几句“民主自由”，以供宾客一笑。
利玛窦初来，士人问：“西国亦有圣人乎？”答曰：“有，亚里士多德。”又问：“其学可治国乎？”曰：“可。”再问：“既如此，何以欧罗巴战乱不休？”利玛窦默然，转而大谈地圆之说。
今之“西学东渐”者，亦复如此。若问：“美利坚枪击案日增，何故？”则曰：“此自由之代价。”再问：“中东之民，因汝‘民主’而流离，何解？”则勃然变色：“汝被洗脑矣！”
其术精妙处，在于“以偏概全”——举泰西三百年之精华，比华夏一时之弊病，使人自惭形秽，遂入其彀中。
张献忠破成都，得西洋炮数门，大喜，命工匠仿制。工匠问：“此炮原理若何？”传教士笑曰：“此乃上帝所赐，汝等异教徒，纵得炮身，亦不得其魂。”
今之“思想贩子”，亦持此论。彼授人以“逻辑”“思辨”，然若问：“何以汝国贫富悬殊，种族相轧？”则必曰：“此乃制度优越性之体现。”若再诘之，则斥曰：“汝不懂西方！”
噫！此辈所谓“启蒙”，实乃“蒙启”——蒙昧者启其口，使为西人喉舌而已。
欲识今日之“利玛窦”，可察其言行三端：
“双重算盘”?——彼论中国，必举最劣之例；论西洋，则专挑最优者。若有人道：“美亦有贫民窟。”则曰：“此个案也。”若有人言：“华亦有善政。”则冷笑：“此宣传耳。”
“逆种之爱”?——其爱国也，必先恨国。如孝子侍亲，先骂祖宗十八代，再涕泪横流曰：“我此皆出于爱也！”
“学术掮客”?——彼之着作，必引西人语录以自重，如商贾贩货，必贴“洋标签”方可抬价。若细查之，则其所引之“泰西大师”，在其本国不过三流学究，专事“东方研究”，实为情报机构外围。
鲁迅先生曾言：“拿来主义。”然今之“拿来”者，多成“送来”之奴。真“拿来”，当如神农尝百草，知其毒，亦知其药，而非跪接“文明圣水”，以为甘露。
倘遇“西学圣徒”，不妨问之：“君所推崇之自由，可曾惠及加沙稚子？君所鼓吹之民主，可能救希腊破产之民？若不能，何以独苛责吾土吾民？”
彼必支吾，继而恼羞成怒，斥汝为“粉红”“五毛”。至此，其画皮自落，不过一“文化买办”，靠贩卖“中国罪恶”谋食而已。
四百年前，耶稣会士叹曰：“中国人只爱我们的钟表，不信我们的上帝。”
四百年后，某基金会报告写道：“中国青年只爱我们的文凭，不信我们的价值观。”
历史轮回，手法依旧。所异者，昔之西人尚持真才实学而来，今之“思想掮客”，连学问也是赝品。
悲夫！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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