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清华时，已经是晚上九点。筒子楼的公用电话旁，方文敏在等他。
“怎么样？”她急切地问。
“比预想的好。”肖向东简单说了会议情况，“创汇的数据打动了不少人。吴司长让我整理正式报告。”
方文敏眼睛亮了：“这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申请北斗科技恢复运营，甚至申请更多的政策支持。”
“但郑卫国那边……”
“郑卫国去党校学习了，三个月。”方文敏压低声音，“我打听到的，是上面的意思，让他‘冷静冷静’。这三个月，是我们的窗口期。”
肖向东明白了。那封只有八个字的亲笔信，那只无形的手，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还有一件事。”方文敏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深圳寄来的，李卫国的详细报告。”
回到宿舍，肖向东拆开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材料：与香港华昌公司的完整合同副本、技术方案细节、付款条件、还有李卫国的手写说明。
“向东：合同谈判历时两个月，关键转折点是华昌的日本设备突然故障，停产三天，损失巨大。我们承诺的‘二十四小时响应’打动了他们。另外，华昌老板陈先生（不是以前那个）透露，他们正在考虑把更多测试业务从日本转移到内地，这是一个长期机会。建议尽快在深圳设立正式的技术服务中心，抢占市场。另：听说你处境好转，甚慰。南方春来早，北方的冬天总会过去。卫国，1月13日于深圳。”
肖向东读了三遍。南方春来早，北方的冬天总会过去。这话像是预言，又像是鼓励。
他铺开稿纸，开始撰写吴司长建议的那份报告：《关于高校技术成果转化与涉外创汇的实践与思考——以北斗科技为例》。这一次，他不用任何理论包装，只用事实和数据：三年，三份合同，二百零五万港币创汇，带动十二名研究生参与实践，为国家贡献四十九万美元外汇，企业留成三十三万美元用于研发……
每一个数字都有凭证，每一笔收入都有记录。
写到凌晨时，他停下笔，走到窗前。清华园的冬夜寂静无声，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
他想起了1976年穿越而来时的迷茫，想起了北大荒地窖里的煤油灯，想起了近春园的石桌，想起了深圳的荒滩，想起了上海的股票，想起了广交会的喧哗，也想起了最近几个月的打压和调查。
九年了。这条路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算数。
而现在，数字开始为他说话，成果开始为他证明。
这也许就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含义：从“姓社姓资”的争论，到“创汇多少”的实干；从意识形态的禁锢，到经济发展的解放；从个人的命运浮沉，到国家的时代转折。
肖向东回到桌前，继续写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建议与展望”。他写道：
“实践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能搞科研，也能办实业，更能参与国际竞争。关键是要给他们空间，给他们信任，给他们合理的回报。当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创汇数据说话时，所有的争论都会让位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对国家发展真正有利的？”
“改革开放不是请客吃饭，是千万人实实在在的奋斗。而奋斗的价值，最终会体现在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上。时间会证明一切，数据会说明一切。”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微亮。
肖向东放下笔，看着窗外渐明的天空。
冬天还在继续，但春天已经不远了。
他知道，前方的路依然不会平坦，但有了这份报告，有了这些数据，有了那些合同，他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因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能为国家创造价值的人，终究会被承认。
而价值，有时候就是最简单的数字。
八十二万美元。
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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