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但我也看到了危险。如果我们只是被动追赶，永远追不上。因为当我们学会286时，他们已经到586了；当我们做出汉字系统时，他们已经图形界面了。”
“那怎么办？”
“要跳跃。”肖向东说，“不能一步一步爬梯子，要找到支点跳过去。比如在软件上发力，因为软件不需要昂贵的生产线；比如在应用上创新，因为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在机制上突破，建立我们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些话在国内说，可能会被批评“好高骛远”。但在这里，在硅谷的夜晚，显得格外清醒。
1987年1月3日，考察团启程回国。飞机起飞时，肖向东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旧金山湾，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自卑，不是羡慕，而是一种清晰的定位。
他看到了世界的轮廓，也看到了中国的坐标。
差距很大，但方向明确。
飞机穿越太平洋时，他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考察报告。不再是泛泛的感想，而是具体的建议：
第一，成立国家软件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中文信息处理、行业应用软件；
第二，在大学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走向市场；
第三，推动风险投资机制探索，允许部分社会资金进入高科技领域；
第四，组织计算机普及计划，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信息技术……
写着写着，天亮了。飞机开始下降，北京的地平线出现在窗外。
肖向东合上笔记本，看着那片熟悉的土地。
出去时，他带着疑问和期待。
回来时，他带着答案和责任。
硅谷很远，但未来很近。
1987年已经到来。
而改革，必须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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