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但我也看到了危险。如果我们只是被动追赶,永远追不上。因为当我们学会286时,他们已经到586了;当我们做出汉字系统时,他们已经图形界面了。”
“那怎么办?”
“要跳跃。”肖向东说,“不能一步一步爬梯子,要找到支点跳过去。比如在软件上发力,因为软件不需要昂贵的生产线;比如在应用上创新,因为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在机制上突破,建立我们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些话在国内说,可能会被批评“好高骛远”。但在这里,在硅谷的夜晚,显得格外清醒。
1987年1月3日,考察团启程回国。飞机起飞时,肖向东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旧金山湾,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自卑,不是羡慕,而是一种清晰的定位。
他看到了世界的轮廓,也看到了中国的坐标。
差距很大,但方向明确。
飞机穿越太平洋时,他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考察报告。不再是泛泛的感想,而是具体的建议:
第一,成立国家软件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中文信息处理、行业应用软件;
第二,在大学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走向市场;
第三,推动风险投资机制探索,允许部分社会资金进入高科技领域;
第四,组织计算机普及计划,让更多年轻人接触信息技术……
写着写着,天亮了。飞机开始下降,北京的地平线出现在窗外。
肖向东合上笔记本,看着那片熟悉的土地。
出去时,他带着疑问和期待。
回来时,他带着答案和责任。
硅谷很远,但未来很近。
1987年已经到来。
而改革,必须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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