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妻子没回头,“厂里怎么说?”
“没怎么说。”赵大刚脱下外套,“下岗了。”
锅铲掉在地上的声音。妻子转过身,眼睛红了:“一点希望都没有?”
“没有。”
两人沉默地吃饭。八岁的儿子看看爸爸,看看妈妈,小声说:“爸,我们班王小军他爸也下岗了,现在在菜市场卖菜。”
“吃饭。”赵大刚给儿子夹了块土豆。
吃完饭,他把自己关进里屋。这间十平米的小屋是他的“书房”——其实就一个书架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满了技术书籍:《机械设计手册》《金属切削原理》《数控机床编程》……都是他省吃俭用买的。
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个相框。照片是1985年在广交会上拍的,他和肖向东站在沈阳机床厂的展位前。那天他们刚谈完合作,他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肖向东穿着普通的白衬衫。照片背面,肖向东写了一行字:“大刚兄,愿合作成功。”
合作没成功。郑卫国一个电话,厂党委会就否决了。后来他听说,肖向东的团队自己做出了伺服系统,精度达到日本产品的85%。
为什么人家能做成,我们就做不成?
赵大刚盯着照片,突然把相框扣在桌上。玻璃碎了,碎片扎进手掌,血渗出来。他看着血,没觉得疼,只觉得一种扭曲的快意。
妻子推门进来,看到这一幕,惊呼一声:“大刚你……”
“出去。”他说。
妻子含着泪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赵大刚坐在桌前,看着满手血。九年工龄,八级技工,技术科副科长,到头来一场空。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呢?肖向东成了专家,李卫国在深圳开厂,陈思北听说辞职搞什么交换机……
凭什么?
他想起1977年在北大荒,肖向东他们偷偷看书准备高考,他打小报告。后来他们考上大学,他连考三年才上个中专。那时候他就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你们能上学,我只能下地干活?
现在还是不公平。凭什么你们在时代浪潮上冲浪,我被拍死在沙滩上?
有人敲门,是邻居老刘,也是厂里的工程师。
“大刚,听说你认识北京的肖向东?”老刘开门见山,“他现在不是在大官吗?能不能帮咱们说说话,至少把补偿金要回来?”
“我跟他没关系。”赵大刚冷冷地说。
“广交会那张照片……”
“那是工作!”赵大刚突然吼道,“工作!懂吗?现在工作没了,关系也没了!”
老刘讪讪地走了。赵大刚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他确实可以找肖向东。以肖向东现在的身份,帮他们说句话也许有用。但他拉不下这个脸——当年在北大荒打小报告的是他,广交会上居高临下的是他,现在要去求人?
雪越下越大。窗外的沈阳城一片灰白,烟囱冒着稀薄的烟。这座共和国长子城市,正在经历阵痛。而阵痛最直接的承受者,是千千万万个赵大刚。
傍晚,厂工会的人挨家挨户发通知:明天去厂办登记,领取“下岗证”和“再就业培训表”。培训项目包括:厨师、理发、家电维修、汽车驾驶。
赵大刚看着那张表,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他,八级车工,能加工精度0.01毫米的零件,现在要去学理发?
妻子抱着他哭:“大刚,咱们去南方吧。我听说深圳那边缺技工,工资高……”
“南方?”赵大刚推开她,“南方是肖向东他们的地方,不是我的地方。”
“那怎么办?总不能饿死吧?”
他也不知道。三十六岁,除了车床什么都不会。在这个一夜之间变了天的时代,他像个突然被扔出船舱的水手,看着大船远去,自己泡在冰冷的海水里。
深夜,赵大刚一个人走出家门。雪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惨白惨白。他走到铁西广场,那里立着一座雕塑——一个工人高举齿轮,那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叫“工人阶级有力量”。
现在,力量没了。
他站在雕塑下,点了支烟。冷风灌进领口,但他感觉不到冷。心里有更冷的东西在蔓延:怨恨,不甘,还有深深的恐惧——对未知未来的恐惧。
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那是开往关内的列车,载着南下打工的人,载着梦想和希望。但他迈不出那一步。
因为他不仅是赵大刚,还是沈阳第一机床厂技术科副科长赵大刚,是八级车工赵大刚,是父亲口中“要接我班”的赵大刚。
这个身份困了他半辈子,现在,要困他一辈子。
烟抽完了。赵大刚把烟蒂狠狠踩进雪里,转身回家。
月光下,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孤魂。
而他知道,在南方,在那些灯火通明的城市里,另一群人正在创造历史。
那个历史里,没有他的位置。
这就是1987年的冬天。
有人迎来春天。
有人永远留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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