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妻子没回头，“厂里怎么说？”
“没怎么说。”赵大刚脱下外套，“下岗了。”
锅铲掉在地上的声音。妻子转过身，眼睛红了：“一点希望都没有？”
“没有。”
两人沉默地吃饭。八岁的儿子看看爸爸，看看妈妈，小声说：“爸，我们班王小军他爸也下岗了，现在在菜市场卖菜。”
“吃饭。”赵大刚给儿子夹了块土豆。
吃完饭，他把自己关进里屋。这间十平米的小屋是他的“书房”——其实就一个书架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满了技术书籍：《机械设计手册》《金属切削原理》《数控机床编程》……都是他省吃俭用买的。
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个相框。照片是1985年在广交会上拍的，他和肖向东站在沈阳机床厂的展位前。那天他们刚谈完合作，他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肖向东穿着普通的白衬衫。照片背面，肖向东写了一行字：“大刚兄，愿合作成功。”
合作没成功。郑卫国一个电话，厂党委会就否决了。后来他听说，肖向东的团队自己做出了伺服系统，精度达到日本产品的85%。
为什么人家能做成，我们就做不成？
赵大刚盯着照片，突然把相框扣在桌上。玻璃碎了，碎片扎进手掌，血渗出来。他看着血，没觉得疼，只觉得一种扭曲的快意。
妻子推门进来，看到这一幕，惊呼一声：“大刚你……”
“出去。”他说。
妻子含着泪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赵大刚坐在桌前，看着满手血。九年工龄，八级技工，技术科副科长，到头来一场空。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呢？肖向东成了专家，李卫国在深圳开厂，陈思北听说辞职搞什么交换机……
凭什么？
他想起1977年在北大荒，肖向东他们偷偷看书准备高考，他打小报告。后来他们考上大学，他连考三年才上个中专。那时候他就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你们能上学，我只能下地干活？
现在还是不公平。凭什么你们在时代浪潮上冲浪，我被拍死在沙滩上？
有人敲门，是邻居老刘，也是厂里的工程师。
“大刚，听说你认识北京的肖向东？”老刘开门见山，“他现在不是在大官吗？能不能帮咱们说说话，至少把补偿金要回来？”
“我跟他没关系。”赵大刚冷冷地说。
“广交会那张照片……”
“那是工作！”赵大刚突然吼道，“工作！懂吗？现在工作没了，关系也没了！”
老刘讪讪地走了。赵大刚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他确实可以找肖向东。以肖向东现在的身份，帮他们说句话也许有用。但他拉不下这个脸——当年在北大荒打小报告的是他，广交会上居高临下的是他，现在要去求人？
雪越下越大。窗外的沈阳城一片灰白，烟囱冒着稀薄的烟。这座共和国长子城市，正在经历阵痛。而阵痛最直接的承受者，是千千万万个赵大刚。
傍晚，厂工会的人挨家挨户发通知：明天去厂办登记，领取“下岗证”和“再就业培训表”。培训项目包括：厨师、理发、家电维修、汽车驾驶。
赵大刚看着那张表，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他，八级车工，能加工精度0.01毫米的零件，现在要去学理发？
妻子抱着他哭：“大刚，咱们去南方吧。我听说深圳那边缺技工，工资高……”
“南方？”赵大刚推开她，“南方是肖向东他们的地方，不是我的地方。”
“那怎么办？总不能饿死吧？”
他也不知道。三十六岁，除了车床什么都不会。在这个一夜之间变了天的时代，他像个突然被扔出船舱的水手，看着大船远去，自己泡在冰冷的海水里。
深夜，赵大刚一个人走出家门。雪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惨白惨白。他走到铁西广场，那里立着一座雕塑——一个工人高举齿轮，那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叫“工人阶级有力量”。
现在，力量没了。
他站在雕塑下，点了支烟。冷风灌进领口，但他感觉不到冷。心里有更冷的东西在蔓延：怨恨，不甘，还有深深的恐惧——对未知未来的恐惧。
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那是开往关内的列车，载着南下打工的人，载着梦想和希望。但他迈不出那一步。
因为他不仅是赵大刚，还是沈阳第一机床厂技术科副科长赵大刚，是八级车工赵大刚，是父亲口中“要接我班”的赵大刚。
这个身份困了他半辈子，现在，要困他一辈子。
烟抽完了。赵大刚把烟蒂狠狠踩进雪里，转身回家。
月光下，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孤魂。
而他知道，在南方，在那些灯火通明的城市里，另一群人正在创造历史。
那个历史里，没有他的位置。
这就是1987年的冬天。
有人迎来春天。
有人永远留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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