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站在沈阳某个老式居民楼前。女人四十岁左右，穿着灰色外套，面容憔悴。男孩十来岁，背着书包，低着头。
赵大刚的眼睛瞪大了：“你们……你们找我家人干什么？”
“不是我们找的。”探员平静地说，“是你妻子王秀梅主动联系了深圳警方。她说……”他低头看了看记录，“她说如果你出了事，她和儿子不想被连累。这是她签的声明，放弃为你聘请律师的权利，也放弃将来可能涉及的赃款追缴中的家庭财产豁免。”
赵大刚猛地站起来，手铐砸在桌上咣当一声：“不可能！秀梅她……”
“坐下。”两个探员同时喝道。
赵大刚跌坐回椅子，眼睛死死盯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妻子没有看镜头，侧着脸，嘴角向下抿着——那是她生气时的表情。结婚十五年，他见过无数次这个表情，每次都是因为他喝酒、打牌、没往家里交工资。
但这一次，表情里的不是生气，是彻底的失望。
“她还说，”探员继续念记录，“儿子赵磊下学期的学费还没交，学校催了三次了。如果你还有良心，就把赃款退出来，至少让孩子把书读完。”
审讯室的空调开得很冷。赵大刚开始发抖，先是手，然后是全身。他低下头，额头抵在戴着手铐的手上，肩膀剧烈地起伏。
没有哭声，只有压抑的、动物般的呜咽。
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肖向东放下电话，在办公桌前坐了整整十分钟。窗外的银杏叶已经落了大半，剩下几片金黄的叶子在枝头颤抖。
方文敏敲门进来时，看见他正对着桌面上一份文件出神。
“香港的消息收到了？”她问。
肖向东点点头：“抓了，认了，哭了。”
方文敏在他对面坐下，把一份新文件推过来：“这是郑卫国的最新动向。他昨天去了中纪委信访办，提交了一份材料，标题是《关于部分所谓改革先锋历史问题的反映》。”
肖向东没有看文件：“有赵大刚的名字吗？”
“暂时没有。但他提到了‘某些从北大荒时期就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团体’，明眼人都知道在说谁。”方文敏顿了顿，“不过信访办的王主任是我爸的老部下，他私下跟我说，现在的大气候下，这种纯意识形态的指控……没什么市场了。”
“但苍蝇总归是苍蝇。”肖向东终于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你不打死它，它就会一直在你耳边嗡嗡叫。”
“所以赵大刚的事……”
“要快。”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在他和郑卫国建立联系之前，把案子办成铁案。要经得起任何审查，任何质疑。证据要百分之百合法，程序要百分之百合规。”
“你在担心什么？”
肖向东转过身，脸上是方文敏从未见过的疲惫：“我担心我们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用正确的手段做正确的事，但在这个过程中，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温度。”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楼下的长安街车流如织，喇叭声隐约传来。
“李卫国问我要不要给赵大刚请个律师。”肖向东突然说，“我说不用，他妻子已经放弃了。但现在想想……也许应该请一个。不是为他开脱，是确保他的权利不被侵犯，确保这个案子干干净净。”
“你心软了？”方文敏轻声问。
“不是心软。”肖向东摇摇头，“是规则。如果我们自己都不遵守规则，那和我们反对的那些人有什么区别？”
他走回桌前，拿起电话：“我给深圳检察院的老同学打个电话。赵大刚可以罪有应得，但必须是在阳光下审判。”
三天后，深圳看守所。
会见室里，赵大刚见到了指派的援助律师——一个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有些紧张。
“赵、赵先生，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姓陈。”年轻人打开文件夹，“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指控你侵犯商业秘密罪和受贿罪。根据现有证据，定罪的可能性……很大。”
赵大刚坐在对面，穿着橙色马甲，胡子拉碴，眼睛浮肿。他盯着律师看了几秒，突然问：“谁给我请的律师？”
“是……法院指派的。”
“不是李卫国？不是肖向东？”
陈律师愣了一下：“不是。”
赵大刚笑了，笑声干涩：“他们这是要做足姿态啊。把我送进来，还要给我请律师，显示他们多公正。”
“赵先生，如果你对辩护有什么想法……”
“我认罪。”赵大刚打断他。
陈律师再次愣住：“什么？”
“我认罪。”赵大刚重复，声音平静得可怕，“所有指控，我都认。但我要加一条——我要举报黄永昌虚报出口骗退税的事，我知道他三笔单子的操作细节，有证据。”
“这、这属于立功表现，可以争取减刑……”
“我不要减刑。”赵大刚抬起头，眼睛里有种死寂的光，“我就想看看，我这样的人进去了，他们那样的人……能不能真的把这条路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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