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记录被详细记下。当陈律师离开时，赵大刚突然叫住他：“律师，帮我带句话给肖向东。”
陈律师转身：“你说。”
赵大刚嘴唇动了动，那句话在喉咙里滚了几遍，最终说出来的却是：“告诉他，我输了，但我没服。”
1987年11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
旁听席坐满了人。有记者，有法学系的学生，有深圳企业的代表，也有从沈阳赶来的赵大刚的两个妹妹。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一直低着头。
肖向东和李卫国坐在前排右侧。他们没有交流，只是静静地看着被告席。
上午九点整，法官入庭，全体起立。
审判过程比预想的快。赵大刚当庭表示认罪，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复印的文件、银行流水、香港的合同、黄老板的证言——全部无异议。他甚至主动补充了黄永昌骗退税的细节，提供了三个关键的单据编号。
辩护律师陈律师做了简短的从轻辩护，主要强调赵大刚是初犯，有立功表现，且赃款大部分未实际取得。
休庭合议一个小时后，法官当庭宣判：
“被告人赵大刚，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赃款二十万港币依法追缴。”
法槌落下。
赵大刚被法警带离被告席时，经过肖向东和李卫国面前，他停顿了一秒。没有看他们，只是嘴唇动了动，用只有他们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三个字：
“等着看。”
然后他挺直腰板，走出了法庭。那个背影，竟然有种诡异的尊严。
庭审结束后，法院外的台阶上。
李卫国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他最后说什么？”
肖向东望着远处深圳林立的高楼，缓缓重复：“等着看。”
“看什么？”
“看我们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肖向东轻声说，“看改革会不会半途而废，看我们会不会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看这个国家……能不能真的变得不一样。”
两人沉默地站在台阶上。初冬的深圳风吹过来，带着海的味道和工地的尘土味。
“他会减刑的。”李卫国突然说，“有立功表现，最多四年就能出来。”
“出来后呢？”
“不知道。”李卫国摇头，“也许找个地方开个小店，也许继续恨我们，也许……也许就认命了。”
肖向东没有接话。他看着法院门口逐渐散去的人群，看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突然想起1976年北大荒的那个冬天。地窖里，几个知青围着一盏煤油灯，偷偷看着从老谢头那里借来的《微积分基础》。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有一间温暖的教室，能正大光明地学习。
而现在，他们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法律武器清除了一个旧时代的阴影。
但这真的是胜利吗？
手机响了，是方文敏发来的短信：“郑卫国今天在体改委会议上被点名批评了，说他‘思想僵化，跟不上改革步伐’。他提交的那份材料，被归档了。”
肖向东看着短信，久久没有回复。
“走吧。”李卫国掐灭烟头，“厂里下午还有个会，香港的新订单到了。”
两人走下台阶。台阶很长，肖向东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沉重。
他知道，赵大刚入狱只是一个分号，不是句号。改革这条路还长，前面还有无数个郑卫国，无数个赵大刚，无数道选择题。
而他们必须证明，这条路值得走，也必须走通。
六年刑期落下，旧敌清除完毕，但“等着看”三个字像一道咒语悬在头顶。当肖向东团队继续在改革深水区前行时，他们将如何回应这份来自监狱的“期待”？而下一个挑战者，又将从哪个角落悄然浮现？在时代巨轮的轰鸣中，谁会成为下一个被抛下的人，谁又将成为新的“知识偷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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