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记录被详细记下。当陈律师离开时,赵大刚突然叫住他:“律师,帮我带句话给肖向东。”
陈律师转身:“你说。”
赵大刚嘴唇动了动,那句话在喉咙里滚了几遍,最终说出来的却是:“告诉他,我输了,但我没服。”
1987年11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
旁听席坐满了人。有记者,有法学系的学生,有深圳企业的代表,也有从沈阳赶来的赵大刚的两个妹妹。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一直低着头。
肖向东和李卫国坐在前排右侧。他们没有交流,只是静静地看着被告席。
上午九点整,法官入庭,全体起立。
审判过程比预想的快。赵大刚当庭表示认罪,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复印的文件、银行流水、香港的合同、黄老板的证言——全部无异议。他甚至主动补充了黄永昌骗退税的细节,提供了三个关键的单据编号。
辩护律师陈律师做了简短的从轻辩护,主要强调赵大刚是初犯,有立功表现,且赃款大部分未实际取得。
休庭合议一个小时后,法官当庭宣判:
“被告人赵大刚,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赃款二十万港币依法追缴。”
法槌落下。
赵大刚被法警带离被告席时,经过肖向东和李卫国面前,他停顿了一秒。没有看他们,只是嘴唇动了动,用只有他们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三个字:
“等着看。”
然后他挺直腰板,走出了法庭。那个背影,竟然有种诡异的尊严。
庭审结束后,法院外的台阶上。
李卫国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他最后说什么?”
肖向东望着远处深圳林立的高楼,缓缓重复:“等着看。”
“看什么?”
“看我们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肖向东轻声说,“看改革会不会半途而废,看我们会不会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看这个国家……能不能真的变得不一样。”
两人沉默地站在台阶上。初冬的深圳风吹过来,带着海的味道和工地的尘土味。
“他会减刑的。”李卫国突然说,“有立功表现,最多四年就能出来。”
“出来后呢?”
“不知道。”李卫国摇头,“也许找个地方开个小店,也许继续恨我们,也许……也许就认命了。”
肖向东没有接话。他看着法院门口逐渐散去的人群,看着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突然想起1976年北大荒的那个冬天。地窖里,几个知青围着一盏煤油灯,偷偷看着从老谢头那里借来的《微积分基础》。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有一间温暖的教室,能正大光明地学习。
而现在,他们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法律武器清除了一个旧时代的阴影。
但这真的是胜利吗?
手机响了,是方文敏发来的短信:“郑卫国今天在体改委会议上被点名批评了,说他‘思想僵化,跟不上改革步伐’。他提交的那份材料,被归档了。”
肖向东看着短信,久久没有回复。
“走吧。”李卫国掐灭烟头,“厂里下午还有个会,香港的新订单到了。”
两人走下台阶。台阶很长,肖向东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沉重。
他知道,赵大刚入狱只是一个分号,不是句号。改革这条路还长,前面还有无数个郑卫国,无数个赵大刚,无数道选择题。
而他们必须证明,这条路值得走,也必须走通。
六年刑期落下,旧敌清除完毕,但“等着看”三个字像一道咒语悬在头顶。当肖向东团队继续在改革深水区前行时,他们将如何回应这份来自监狱的“期待”?而下一个挑战者,又将从哪个角落悄然浮现?在时代巨轮的轰鸣中,谁会成为下一个被抛下的人,谁又将成为新的“知识偷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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