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深圳蛇口。
李卫国站在刚租下的仓库里，看着工人将一袋袋大米、面粉码放整齐。仓库足有五百平米，此刻已经堆了一半。除了粮食，还有成箱的肥皂、洗衣粉、食用油、食盐。
“李厂长，咱们这是不是……”仓库管理员老张欲言又止。
“是什么？投机倒把？”李卫国拍拍他的肩，“老张，这些东西，我们一袋都不会卖到市场上。等真涨价了，我们按原价卖给员工和家属，每人限购。明白吗？”
老张愣了愣，眼眶突然有点红：“李厂长，您这是……我替我老婆孩子谢谢您。她昨天还说，要是米价真涨了，下个月就只能喝稀饭了。”
“不会的。”李卫国望向仓库外，深圳的天空湛蓝，“至少我们的人，不会。”
四、风暴降临
1988年5月15日，中央正式宣布：价格改革全面推进，取消大部分商品价格管制。
起初的几天是诡异的平静。商店里的货架还满着，价格牌换了新的数字——涨了，但涨得不算离谱。菜市场的白菜从一毛五涨到两毛，猪肉从一块二涨到一块八。
人们观望着，迟疑着。
打破平静的是六月第一个周末的《新闻联播》。播音员用平稳的语调播报：“根据国家物价局统计，五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同比上涨14.7%……”
14.7%。
这个数字像一颗投入油库的火星。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百货商场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北京王府井百货，早上七点排队的人群绕了商场两圈。上海第一百货，玻璃门在开门瞬间被挤碎。武汉、广州、成都……同样的场景在全国同时上演。
抢购的物品从日用品迅速扩散到一切可以储存的东西：布料、毛线、电视机、电风扇，甚至……钢琴。是的，钢琴。上海一家乐器行的库存钢琴被抢购一空，买主大多是根本不会弹琴的家庭主妇。
“存钱不如存货！”这句话成了最流行的口号。
银行开始出现挤兑。人们取出存款，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储蓄所门口贴出“每人每日限取五百元”的告示，但队伍仍然越排越长。
七月初，物价指数突破20%。
恐慌，真正的恐慌，降临了。
在这片经济失序的混沌中，肖向东团队的储备库成了最后的诺亚方舟，但这艘船能载多少人？
五、方舟启动
7月10日，星期一。
深圳华深电子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很简单，白纸黑字：
“告全体员工及家属：
为应对当前市场波动，厂内设立基本生活品供应点。
凭工作证及户口本，每人每月可购买：
大米20斤（市价八折）
面粉10斤（市价八折）
食用油2斤（市价八折）
食盐2袋、肥皂2块（平价）
供应时间：每日下午4-6点
地点：厂区2号仓库
注：本供应仅限本厂员工及直系亲属，严禁转卖。”
告示贴出时是早上七点。八点上班时，已经围了上百人。
“李厂长，这是真的吗？”装配车间主任老陈挤到最前面，声音发颤，“现在外面米价一天一个样，黑市已经卖到八毛一斤了，您这里……”
“四毛。”李卫国站在仓库门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我们按四毛一斤卖。采购价是三毛二，加上运费仓储，基本不赚钱。”
人群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欢呼。
“李厂长万岁！”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别喊这个。”李卫国摆手，表情严肃，“这是厂里应该做的。但有几点要说清楚：第一，必须本人持证购买，我们会登记；第二，严禁转卖，一旦发现，立即开除；第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但不许插队不许抢。”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价格改革是国家的大政策，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至少能互相扶持，把这道坎熬过去。华深电子是大家的厂，厂里不会看着大家挨饿。”
队伍开始自觉排队。没有人指挥，但秩序井然。有人小声抽泣，是质检科的王大姐：“我昨天跑了三家店都没买到米，孩子在家喝了一天粥……谢谢，谢谢李厂长……”
同样的场景，在上海陈思北的通信设备厂、在北京肖向东协调的几个合作单位同时上演。
规模不大，覆盖人数有限——深圳厂区加家属约八百人，上海六百人，北京几个合作单位加起来一千多人。在数亿人口的洪流中，这只是几叶扁舟。
但对舟上的人来说，这就是全部。
六、考验时刻
第七天，问题出现了。
深圳华深电子厂门口，排队的人里出现了陌生面孔。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手里拿的却不是工作证，而是一张皱巴巴的介绍信。
“同志，我是隔壁塑料厂老刘的媳妇，老刘说你们厂有平价米……”妇女声音怯怯的，“我家三天没买到米了，孩子饿得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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