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洛阳，晨风依旧带着寒意。
公文袋里装着三份文书，都是要送往户曹的。
户曹衙门位于尚书省西南角，是一排略显陈旧的两层砖木建筑。门楣上的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暗沉的木色。门前石阶被无数双鞋履磨得中间凹陷，边缘长着青苔。
李世欢踏上台阶时，听见里面传出算盘珠子的噼啪声。
进门是个狭长的穿堂，两侧开着一间间值房。每间房里都堆着半人高的账簿，穿着青色或褐色吏服的胥吏们埋首其中，有人拨算盘，有人誊抄，有人对着账册皱眉苦思。空气里弥漫着墨臭、纸霉和人体久坐后的酸腐气味。
这就是管理着大魏帝国钱粮田亩的中枢之一。
李世欢按照惯例，先到门房递上文书。值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吏，眼皮耷拉着，接过文书时连头都没抬。
“等着。”老吏吐出两个字，将文书随手扔在身旁一张堆满卷宗的桌上。
李世欢退到穿堂墙边，靠墙站着。这是函使的规矩，在衙门里，没有座位给你，除非你愿意塞钱打点。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那些忙碌的胥吏。
大多数人都面色灰败，眼袋浮肿，手指染着墨迹。有人一边拨算盘一边低声咒骂，有人对着账册上的数字反复核对，额头渗出细汗。
靠近穿堂尽头的一间值房里，传来压抑的争吵声。
“……王主事，这账实在做不平了！”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焦急，“定州去年上报的复垦田亩是七万三千亩，可今年春播的种子拨付记录只对应三万九千亩。差了三万多亩的缺口，这……这让我怎么编？”
“蠢材！”一个沙哑的中年声音呵斥道，“你不会在‘虫灾损耗’、‘鼠害减收’这些条目里分摊吗？再不济，就说去年丈量时有误，今年重新核查发现部分田亩不宜耕种！”
“可……可这些理由去年都用过了啊……”
“用过就不能再用？”中年声音冷笑，“朝廷那些人，谁真会去田间地头核对？账面上平了就行！”
年轻声音沉默了片刻，低声问：“那……那三万多亩对应的税赋怎么办？”
“怎么办？”中年声音压得更低，但穿堂空旷，还是隐约飘了出来，“摊到其他州郡去。冀州今年不是报了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吗？就在他们头上加一成‘羡余’。反正刺史大人要政绩，多报点收成他乐意，多交点税他也不在乎，又不是从他口袋里掏钱。”
李世欢的手指在袖中微微蜷缩。
这就是朝廷的账。
纸上的数字可以随意涂抹，田亩可以凭空增减，灾祸可以重复使用，政绩可以层层加码。而那些在田里耕作的血肉之躯，那些靠天吃饭的农人，不过是账册里几个可以随时修改的墨点。
“喂，函使！”
老吏的喊声打断了李世欢的思绪。他抬头，见老吏朝他招手：“定州那份，李主事要亲自问话。你，跟我来。”
李世欢心中一凛。主事亲自问话，这不合常理。函使通常只负责递送文书，不问内容。但他面上不动声色，跟着老吏穿过穿堂，上了吱呀作响的木楼梯。
二楼的值房比楼下宽敞些，但也更加压抑。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历年账册，有些已经泛黄卷边。窗边一张大案后，坐着个四十来岁的官员，穿着浅绯色官服，这是从六品上的户曹主事。
主事姓李，单名一个“肃”字。李世欢来时曾打听过，此人出身陇西李氏旁支，算不上高门，但在户曹经营了十五年，是真正的实权胥吏。据说他能把大魏十三州的田亩、户口、税赋倒背如流，但也因此深谙其中所有猫腻。
“你就是送定州文书的函使？”李肃没抬头，手里拿着一支细毫笔，正在账册上批注。
“是，小人李世欢。”
“定州离洛阳八百里，这份急件几日送到？”
“六日。”
李肃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睛细长，眼白泛黄，目光像一把沾了油的刷子，从李世欢身上扫过，“路上可曾遇到定州来的人？”
李世欢谨慎回答：“小人在孟津渡口遇到过几个定州口音的商贩，但未曾交谈。”
“嗯。”李肃的手指在案上敲了敲，忽然问，“你老家是哪里？”
“怀朔镇。”
“北边啊。”李肃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听说那边日子不好过？”
李世欢心中警铃大作。这个问题看似随意，实则危险。他垂下眼：“小人近况不甚了解。只是听往来商旅说，边镇粮价日贵，戍卒生计艰难。”
“生计艰难……”李肃重复着这四个字，忽然笑了，“哪里都艰难。定州去年一场大水，冲毁民宅三千余间，溺死百姓四百多人。朝廷拨了十万石粮，可有什么用？灾民该饿死的还是饿死，该流亡的还是流亡。”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李世欢：“你可知，朝廷现在最怕什么？”
“小人不知。”
“最怕‘实报’。”李肃的声音冷了下来，“水灾冲了多少田，死了多少人，损失多少钱粮，这些数字，报得越实，朝廷越难办。因为要赈济，要蠲免，要拨款。可国库哪来的钱？所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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