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的县衙，通常是个很清闲的地方——只要没闹出人命，没扯上士绅，知县老爷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次，胡里长送来的东西，让知县不得不睁大两只眼了。
东西有两样：一份是胡里长亲笔写的“匪情急报”，措辞凄惨，说北山贼寇已聚众数百，攻城掠寨，杀官伤民，再不剿灭恐成大患；另一份，是那张从祠堂墙上揭下来的《告北山父老书》抄本。
知县姓钱，举人出身，当知县三年，最大的政绩是修了半条永远修不完的水渠。他拿起那份告示抄本，看了几行，眉头就皱起来了。
“只抢恶霸，不扰百姓？”他冷笑，“贼寇也学会收买人心了？”
旁边的刘师爷凑过来，低声道：“东翁，此事恐怕不简单。寻常土匪，杀人越货便是，何须写这些？这伙人……怕是读过书的在里头。”
钱知县把告示扔在案上：“胡家怎么说？”
“胡里长愿意出粮五百石，钱三百两，作为剿匪军需。只求县衙派巡检司弓兵助阵。”
“他倒大方。”钱知县捋了捋胡子。五百石粮，三百两银，不是小数目。更重要的是，胡里长肯出这笔钱，说明这伙山贼确实威胁到他了。
刘师爷继续道：“胡里长还说，若剿匪成功，愿再出二百两，重修县学。”
这话说到钱知县心坎里了。重修县学是政绩，能写进考功簿的。
“巡检司那边……秦巡检能出多少人？”
“弓兵八十，都是见过血的老卒。另有刀牌手二十，可凑足百人之数。”
百人剿匪，在这地方算大阵仗了。钱知县沉吟片刻：“告诉胡里长，粮饷他出，军功县衙报。但有一条——剿匪要快，要干净，不能拖到开春。开春要征辽饷，没工夫耗在这事上。”
“东翁英明。”刘师爷躬身退下。
三天后，巡检司的秦巡检接到了调令。
秦巡检是个世袭武职，四十来岁，一脸横肉。他看了看调令，又看了看胡里长送来的五十两“劳军”银子，咧嘴笑了：“百人对付几个泥腿子，跟玩儿似的。”
但他手下的弓兵队长王把总提醒道：“秦爷，听说那伙人不好对付。胡家前两次都吃了亏。”
“那是胡家养的那些废物。”秦巡检不屑，“咱们是正经官兵，有弓有甲，列阵而战，泥腿子拿什么打？拿锄头？”
话虽如此，他还是点了八十个最精壮的弓兵，又凑了二十个刀牌手。装备也挑最好的：弓是制式开元弓，虽然旧但能用；箭每人配三十支；刀牌手有皮甲，弓兵有棉甲。这阵容，在陕北剿匪史上算豪华了。
出征前，胡里长在胡家大院摆酒。秦巡检大马金刀坐在上首，胡里长亲自敬酒。
“秦巡检此次出马，定能马到功成！”胡里长满脸堆笑。
秦巡检一口干了酒：“胡老爷放心，百人官兵剿几十个毛贼，手到擒来！只是这山路难行……”
“好说好说！”胡里长立刻道，“我派二十个熟悉山路的家丁带路，再出三十民夫运送粮草辎重！”
酒足饭饱，秦巡检带着一百官兵、二十家丁、三十民夫，浩浩荡荡出了县城。队伍前面打着“靖匪安民”的旗号，倒也威风。
消息传到北山时，星火营正在扩建地窖。
王五是从山下那个私塾先生那儿得到的消息——先生偷偷托人送了口信，说官兵已发，百人之众，三日内必到。
议事堂里，气氛凝重。
“一百官兵……八十张弓……”孙寡妇脸色发白。她不怕拼命，但知道弓箭的厉害。
周木匠拄着拐，忧心忡忡：“咱们的棚屋挡不住箭，地窖还没挖好……”
陈元在石板上快速计算：“百人官兵，日耗粮至少三石。胡里长出五百石粮，够他们耗三个月有余。这是要……长期围困啊！”
李根柱一直没说话。他走到那张简陋的山势图前，看了很久。
“他们什么时候到？”
“最迟后天。”王五道。
“走哪条路？”
“应该是从东面上山，那边路宽，能走车马。”
李根柱点点头，忽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秦巡检这人，贪不贪？”
王五一愣：“贪！听说克扣军饷是常事，还倒卖军械……”
“好。”李根柱眼中闪过一丝光，“孙队长，你带战兵队，今天开始加练山地奔袭和埋伏。周队长，工兵队把所有陷阱材料搬到东面山道。陈先生，后勤队准备十天干粮，分装好。”
他顿了顿：“王副队长，你带两个人，今晚下山，找那个私塾先生再帮个忙……”
“什么忙？”
李根柱压低声音说了几句。王五眼睛慢慢睁大，最后重重点头：“俺明白了！”
散会后，李根柱独自站在了望台上，望着东面的山路。
一百官兵，八十张弓。
这是星火营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但危机，有时候也是机会。
他想起《告北山父老书》贴出后，山下百姓偷偷送来的那袋红薯。
人心，已经开始向着他们。
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一百官兵，成为星火营最好的“广告”。
远处，孙寡妇的吼声传来：“都听好了！这次来的不是乡勇，是正经官兵！怕死的现在滚蛋！不怕死的，跟俺练到死！”
没有人滚蛋。
五十多双眼睛，在寒冬的北风里，燃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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