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云村的春天，是在一阵小心翼翼的挖掘声中到来的。
县里计划修缮村中一段年久失修的古道，施工队在清理路基时，意外地在地下不到一米处，触到了排列整齐的巨大条石。工程立刻暂停，县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火速赶到。初步勘探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并非普通的古道地基，而是一处规模可观的古代建筑遗址的边沿。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进驻，拉起了警戒线，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很快，更多令人惊叹的发现浮出水面：精美的石刻构件、残留着彩绘的砖瓦、以及大量生活器皿的碎片。根据出土器物和碳十四测定，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处距今约八百年的宋元时期建筑遗址，很可能与当时繁荣的茶马古道有关，其完整性和价值远超预期。
这个发现，瞬间将溪云村推上了风口浪尖。
考古队严谨而兴奋，视这里为珍贵的学术宝库；媒体闻风而动，“茶马古道重要节点惊现世”的标题见诸报端；县里和市里的领导也频繁视察，开始讨论建设遗址博物馆、打造文化地标的宏伟规划。
然而，溪云村的村民们，心情却复杂得多。
遗址的核心区域，恰好位于计划中“溪云记忆场”二期扩建用地，以及虎子规划的生态停车场选址上。工程无限期停滞。
“这下完了，”虎子愁眉苦脸，“旅游动线全打乱了，扩建计划也泡汤了。”
福旺叔则蹲在警戒线外，抽着闷烟：“挖出老祖宗的东西是好事，可咱们眼下要过的日子怎么办？”
连陆师傅都感到一丝迷茫：“活了快八十年，才知道脚底下还埋着这么厚的家底。可这家底，是他们的，”他指了指忙碌的考古队员，“还是咱们的？”
兴奋的外部目光与村民们的现实焦虑，形成了微妙的对峙。一种 “被历史劫持” 的疏离感，悄然滋生。村民们觉得，那个突然闯入的、深埋地下的“辉煌过去”，似乎正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要重新定义他们活生生的当下与未来。
尹晴感到了这种情绪的暗流。她没有急于附和任何一方的观点，而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以村集体的名义，申请作为“协理方”，深度参与到考古发掘与后续保护工作中去。
这个申请起初让考古队很意外，甚至有些抵触，担心村民缺乏专业知识会添乱。但尹晴的理由打动了他们：“这座遗址沉睡在我们脚下，我们的祖辈或许曾行走其上。我们或许不懂专业考古，但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次气候变迁。更重要的是，它的未来将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我们有责任，也有权利了解它的一切，并参与决定它的未来。”
经过协商，一个独特的 “社区考古共建” 模式诞生了。考古队提供专业指导，而溪云村则派出以杨帆、小雅、以及几位细心耐心的年轻村民组成的“社区协理小组”。
协理小组的工作不仅仅是搬运土方。他们负责：
· 建立发掘日志的“民间副本”：用村民的视角和语言，记录每一天的发现、困惑与感受，与专业的考古记录并存。
· 开展“在地知识对接”：当出土某种植物种子或特殊石材时，立刻请教村里的老人，往往能获得关于其本地名称、历史用途的鲜活信息，补充了考古报告的空白。
· 进行“记忆钩沉访谈”：围绕遗址可能的功能（驿站？集市？管理所？），广泛采访村中最年长的老人，收集口头传说和家族记忆，有时能为考古推断提供意想不到的线索。
· 利用“溪云岁时记”技术：对重要的出土位置和器物进行三维扫描和数字化存档，与村庄现有的地理、人文数据库连接。
这个过程，极大地改变了村民与遗址的关系。当小雅亲手刷去一件陶罐上的泥土，当杨帆用三维扫描仪精细记录下一处灶坑的痕迹时，那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消失了。他们开始感受到，这不仅是“专家的遗址”，更是“我们的土地深处长出的另一层年轮”。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出现了。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残损的石碑，上面刻有难以完全辨认的古文字和图案。专家们连日研讨，进展缓慢。陆师傅被请去查看，他盯着那些模糊的刻痕看了许久，忽然说：“这个云纹的勾法，还有这个‘山’字的写法……跟我家祖传的那本制茶谱序言页上的装饰，有点像。”
人们立刻找来那本古老的茶谱。经过比对，石碑上的纹样与茶谱上的装饰风格高度相似，而茶谱序言中提到了一个名为“云溪茶贡院”的机构。结合遗址规模和出土的大量与茶叶储存、加工相关的器物，考古队大胆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宋元时期重要的官方茶叶集散与质检机构——“云溪茶贡院”的所在地。
这一发现，让“溪云古韵”茶的历史，骤然延伸了数百年。陆师傅捧着茶谱和出土的茶具碎片，老泪纵横：“原来……咱们这茶，是有官家认证的老根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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