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会后的第一个秋天，以一种格外清澈的方式降临溪云村。天空是高远而纯净的蓝，云朵稀薄如纱，阳光透过开始泛黄的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斑。空气里飘着成熟的稻谷香和隐隐的桂花香。
这理应是一个收获与安宁的季节。然而，一种新的、难以名状的疲惫，像藤蔓一样悄无声息地爬满了村庄。
尹晴最先是从自己身上察觉的。清晨醒来，她会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熟悉的鸟鸣和远处隐隐的说话声，却需要比以往更长的时间才能鼓起起身的力气。不是身体上的累——这些年她早已习惯高强度的工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倦怠：一种对“又一天”的轻微抗拒，一种对所有需要决策、协调、解释的事情感到的隐约厌烦。
她以为这只是自己的问题，直到她开始注意到其他人。
根叔坐在他的小菜园边，一坐就是整个下午，烟斗常常熄灭也忘了再点，只是看着远山发呆。问他看什么，他摇摇头：“没看什么，就是看看。”
秀兰织布时，偶尔会停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经纬线，眼神空茫。织娘坊的年轻女孩小声议论：“兰姨最近老走神，一个简单花样能织错好几次。”
老康不再每天画画了。他的画板靠在墙角，蒙了一层薄灰。有人问他是不是没灵感了，他想了想说：“不是没灵感，是觉得……画来画去，都是那些。画完了又怎样呢？”
就连最精力充沛的虎子，话也变少了。他依然在村里忙前忙后，但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头似乎泄掉了一些，脚步有时会慢下来，眼神里偶尔闪过一丝茫然。
这种倦怠是无声的、弥漫的。没有抱怨，没有冲突，只是村庄的整体“呼吸”似乎变慢了，变浅了。来访的游客和考察团依然能感受到溪云村的秩序与美好，但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却隐约感到某种东西正在“被耗尽”。
起初大家以为是“典范疲劳”——持续的高强度展示和应对之后，必然的放松和倦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尹晴意识到这可能不仅仅是疲劳，而是某种更深层的“意义感流失”。
一个周二的下午，例行的村民议事会，讨论的是明年的旅游推广预算分配。议题本身很重要，关乎各家的利益。但会议进行得异常沉闷。发言的人寥寥无几，即使发言，也缺乏往日的激情和尖锐。提案投票时，赞成和反对的票数都很接近，很多人投了弃权票。
“大家好像……不在乎了？”会后，虎子困惑地对尹晴说，“以前为了这种分配，能吵到脸红脖子粗。今天怎么都这么……平静？”
不是平静，尹晴想，是疏离。一种“这事儿跟我有关系，但又好像没太大关系”的疏离。
这种疏离在年轻一代中更明显。林溪——秀兰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回村参与文创设计的年轻人——在一天晚饭时突然说：“妈，我可能……想出去一段时间。”
秀兰停下筷子：“去哪儿？去多久？”
“还没想好。可能就是去城里找个工作，住一阵子。”林溪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不是觉得村里不好，就是……有点闷。每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见的人也差不多，讨论的问题翻来覆去也就是那些。我才二十三岁，感觉已经能看到自己六十岁的样子了。”
这话刺痛了秀兰，也刺痛了旁听的尹晴。溪云村曾经是年轻人愿意回来的地方，因为它充满了可能性和活力。而现在，当一个最有活力的年轻人说“闷”，说“看到六十岁的样子”，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更微妙的变化发生在日常的互动中。以前，村民们在路上遇见，会停下来聊几句家常，交流些信息。现在，更多的只是点点头，笑一笑，就各自走开。茶馆里的闲谈变少了，即使聚在一起，话题也常常围绕琐事，很少再有那种关于村庄未来的热烈讨论。
“是不是我们……成功了，所以没东西可争了？”福旺叔有一次跟尹晴闲聊时说，“以前穷，要一起想办法挣钱；以前被忽视，要一起争取关注；以前有分歧，要一起吵出个结果。现在，钱挣了，关注有了，矛盾也有一套机制处理了。然后呢？然后就……这样了？”
“这样”是什么？是一种温吞的、缺乏激情的稳态。是一种“该有的都有了，所以不知道该还要什么”的茫然。
尹晴开始回顾溪云村这些年的轨迹。从破败的留守村，到初具雏形的生态社区，到被关注的典范，再到如今这个光鲜却也疲惫的“成功样本”。每一步都是突破，都是成长。但成长是否必然伴随着某种纯真和锐气的消磨？当一套成熟的机制建立起来，当生活变得“规范”和“可预期”，那种最初驱动改变的、粗糙而蓬勃的生命力，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被稀释？
她想起林星回留下的那个问题：“当创新成为惯性”。现在，可能不仅是创新成为惯性，连“抵抗被定义”本身也成了某种惯性。村庄一直在应对外部的挑战：商业的、技术的、政治的。每一次应对，都让村庄更成熟，也更复杂。但也许，在这一次次的应对中，村庄逐渐失去了与自身最朴素、最核心的连接——那种“我们就是想过好日子”的简单渴望，被一层层“典范责任”、“形象维护”、“模式探索”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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