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长生把录音笔放在解剖室的操作台上,手指按住回放键。耳机里那段模糊的对话再次响起,他把音量调到最大,右手拧动频段旋钮,一点点剥离背景杂音。呼吸声、衣料摩擦、脚步拖动——这些细节在寂静的房间里被放大。他停在“上面指令”那一句,反复播放三遍,耳朵贴紧耳机,眉头越锁越紧。
他取出一张鞋印分析报告,摊开在灯下。通风口采集到的脚印属于两人,其中一人穿275码警用皮鞋,步距短,落地重心偏前脚掌,不符合常规巡逻习惯。这种走法常见于长期坐办公室的人临时进入现场,不适应地面湿滑或不平。他翻到报告背面,用红笔圈出“非日常执勤状态”几个字。
技术科拒绝处理这段录音,理由是“非正式取证流程获取,不具备证据效力”。他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有人不想让这段声音被听清。
周正仁已经不在卫生站。天刚亮,他就带着手写申请去了住建局。没有走支队流程,也没用内网提交。他揣着协查函,像普通办事员一样在档案室门口排队。窗口工作人员扫了一眼函件,皱眉:“这个项目早就归档升级了,纸质材料不对外调阅。”
“我是刑侦协查,不是来查工程合规的。”周正仁把函件压在窗口边缘,“我只看签字页。”
对方犹豫片刻,进去查了十分钟,递出一份复印件。防水工程验收栏里,签字人写着一个名字,职务是市建委安全科副科长,时间是1998年7月11日——溃坝前两天。
周正仁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五秒。这人现在是恒安置业的顾问。
他翻到附件页,发现这笔工程款60%由恒安建设垫付,而恒安建设正是恒安置业的前身。更关键的是,在他手头的三起已结案失踪案中,有两起的关联工地也由恒安置业中标承建,且都涉及地下防水施工。这不是巧合,是同一条线在反复出现。
他把复印件折好塞进内衬口袋,没走正门,绕到后巷打了一辆网约车。车到半路,他让司机停在路边,自己下车步行穿过两个街区,确认没人跟踪后才返回卫生站。
令狐长生还在解剖室。周正仁推门进来时,他正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是物证科三个月来的门禁记录。王某的名字出现在每周三晚的设备巡检签到栏,笔迹一致,但值班表上从无此人排班。
“他不是自己签的。”令狐长生说,“是替人代签。”
“谁?”
“文书科科长。王某每周三替他签巡检单,成了习惯。那天晚上,有人用了他的名字进物证科,签的是‘技术维护’,时间23:15。”
周正仁眯眼:“技侦说王某手机定位在家。”
“手机在家,不代表他本人没被借用身份。”令狐长生调出电脑访问日志,“23:20,文书科科长的办公电脑登录了物证系统,导出了05号图纸和李茂才案卷摘要。操作IP来自他办公室,登录凭证正常。”
“他自己操作的?”
“或者,有人用他的权限。”
周正仁没说话。他掏出摩斯密码本,翻到空白页,写下“恒安置业”四个字,下面画一条横线,接着写“垫资→验收→签字→泄密→恐吓”。他在“签字”和“泄密”之间画了个箭头,又在上方补了一行:“副支队长曾拦我查案。”
令狐长生把鞋印报告和门禁记录并排放在桌上。一边是来自工地的指挥链痕迹,一边是警局内部的操作漏洞。两条线看似无关,却在同一时间点交汇——他们刚拿到图纸的当晚,就有人进入物证科复制资料,家属随即接到恐吓电话。
“反应太快了。”周正仁低声说,“不是有人盯着档案室,是有人盯着我们。”
令狐长生点头:“从我们进工厂那一刻起,动作就被同步了。他们知道我们拿了什么,也知道我们会查什么。”
“所以‘上面指令’不是指工地负责人,是指能调动警局资源的人。”周正仁把笔尖停在“恒安置业”上,“这家公司背后,有人能同时影响工程审批和内部信息流转。”
令狐长生打开抽屉,取出一叠纸质备份。他把住建局的验收表、门禁记录、电脑日志打印件依次铺开,在每份材料的关键信息下划线。恒安置业、垫资记录、代签漏洞、导出时间——这些碎片慢慢拼成一个结构:有人通过工程利益绑定关键岗位,再利用制度缝隙完成信息监控与反制。
“不是单个环节出问题。”他说,“是整套流程被设计过。档案升级、系统权限、值班安排,全是可被利用的接口。”
周正仁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块旧白板前。他用红笔画出三个圈:左边写“恒安置业”,右边写“警局文书科”,中间写“05号工地”。然后从恒安置业引线到工地,标注“垫资+承包”;从工地引线到签字人,再连向警局,写“泄密路径”;最后从警局连回恒安置业,打了个问号。
“这个人现在在恒安置业当顾问。”他说,“但他原来的职位能批防水工程。他退休了,可他的关系还在运转。钱、项目、签字、信息——全在他过去布局的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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