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长生在列车进站的气流中向前一步，肩膀顺势滑出那只手掌的接触范围。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借着人群涌入车厢的势头，将自己裹进流动的人体屏障里。站台灯光从头顶斜切下来，他在车窗反光里捕捉到一个模糊轮廓——那人穿着深蓝工装，袖口卷起半截，一道蛇形纹身缠绕在小臂外侧，尾端没入布料之下。
他认得那纹身。张建国尸检时，左臂外侧有相同图案，墨色更深，边缘略带褪色痕迹，属于长期暴露于日晒与磨损的类型。眼前这个人的纹身新鲜，线条清晰，像是近期所刺。不是同一个人，但出自同一来源。
车厢门关闭，列车启动。他站在靠门位置，手握扶杆，目光始终未离开反光中的站台。那人没有跟上来，只是站在原地，一只手插进裤兜，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肩头，动作随意得近乎挑衅。
令狐长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手，指节上有几道陈年刀痕，最深的一道横贯食指根部，是早年解剖时被骨片划破留下的。他慢慢松开扶杆，把那只手收回衣袋，隔着布料摸了摸围巾内侧的金属片。温度已经降下去了。
手机在包里震动了一下。他没掏出来，直到换乘两次后走出地铁，才在便利店门口停下，从夹层取出。一条短信，来自周正仁：“系统动了。”
他回拨过去，电话接通瞬间又挂断。这是他们之间早就定下的暗号——有监听风险，面对面说。
周正仁坐在技侦科外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日志截图。纸张边缘已经被他拇指反复折压，出现一道斜裂。他没进办公室，也没去重案组，而是绕到档案科后侧的楼梯间，等了十分钟，确认身后没人跟踪，才拨出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挂断。他知道令狐收到了。
他重新打开手机，翻到后台日志页面。H-05案卷编号在凌晨两点三十四分被标记为“待核销”，操作账号是档案科的王丽娟，一个从不接触刑案的老文员。审批IP却来自副局长办公室的内网端口，MAC地址与秦守业退休前使用的主机一致。
他点开另一条记录。H-14关联的三份尸检报告也被归类至同一目录，连带刘志广的询问笔录。所有文件将在七十二小时后自动转入长期封存区，除非有人手动干预。
他没截图上传系统，而是用手机摄像头对着屏幕拍了三张照片，关闭网络，将数据存入离线相册。随后，他给一个加密通讯号发了条消息：“闭环不是比喻，是流程。” 发送后立即清空记录。
他知道对方会懂。
令狐长生没回法医中心。他绕道去了市殡仪馆西侧的老档案楼，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两层砖房，十年前因系统升级被弃用。这里没有联网监控，也没有日常巡查，只有每月一次的防火检查。
他推开东侧通风井的检修盖，从夹层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一本泛黄的《1997年死亡登记簿》。他翻开第一页，在“姓名”栏空白处用红笔写下：“H-0非人，是代号”。然后将书放回原位，把纸袋塞进墙缝，盖上铁板。
做完这些，他走出档案楼，沿着围墙走了两百米，在公交站台坐上了开往警局的班车。
周正仁下午两点四十七分进入档案科，以“复查九七至九八年非正常死亡备案”为由，调取了那本登记簿。他翻到第一页，看到那行红字时，瞳孔微微一缩。他没动笔修改，也没拍照，只是合上书，抱着一摞旧卷宗走出档案室。
三点零二分，他出现在老档案楼门口。令狐长生已经在里面等他。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铁桌，墙角堆着几箱纸质备份。两人没说话。令狐从包里取出U盘，插入桌角一台老式读卡器。屏幕亮起，文件夹列表弹出，最上面是“H-14终证”，下面是一串加密子目录。
周正仁掏出手机，打开相机，对准屏幕一张张拍摄。每拍一张，他就手动删除手机相册里的前一张，最后将所有数据导入一个伪装成音乐播放器的离线存储设备。
传输结束，U盘弹出。令狐收好，转身要走。
周正仁从警服内袋取出警徽，放在桌上，正面朝下。
令狐看了一眼，走回来，伸手将警徽推回桌面中央。
两人都没说话。但动作本身已经说了全部。
令狐长生回到办公室时，电脑屏幕显示“账户已被锁定”。他试了三次密码，系统提示：“权限变更，需上级审批。” 他没重启，也没打电话询问，而是从抽屉取出一份手写报告——关于H-7化合物与多具尸体组织反应的比对结论。他抄了三份，一份放进痕检科的交接箱，一份塞进市局纪委的匿名投递口，最后一份锁进个人保险柜。
DNA比对申请被驳回的通知邮件躺在收件箱里，理由是“程序不符”。他点开附件，看到审批栏签的是一个陌生名字，姓李，不属于法医中心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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