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每逢打仗，刘邦就容易犯病，并且他的这个毛病，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动静大。
前两次，刘邦做的还是比较隐晦、比较照顾萧何的面子，但黥布造反所引发的这次犯病，刘邦搞的就比较明显、比较直白、也比较不给人面子。这一次，萧何同志被逼得差点抓狂。
汉十二年秋，黥布起兵造反，刘邦在京城打一阵连环拳，难为一把太子刘盈后，亲率大军前去讨伐。
好了，至此开始，萧何的好日子到头了。
刘邦走后，萧何一如既往，踏实的做人，卖力的干活，办出来的事情有板有眼，无可挑剔。但不巧的是，他的行为没赢得老大的赞扬，反而引发了怀疑，这真是难能可贵。
刘邦这一路过去，不光关注黥布的动向，还很关心萧何的生活。可以说，刘邦这次出差，算是把心给操碎了。
刘邦离开京城的第二天，就打发使者返回了长安。使者板着脸跑到萧何家里，大吼一声“圣谕！”慌的萧何全家跑出来磕头。
萧何本以为刘邦有什么重要安排，却听使者憋了半天问了这么一句：“相国何为？”
我靠，这有些无厘头了。你说他一个相国待在家里能干些什么啊？此地无银三百两，刘邦的这句问话明显是在怀疑自己。
萧何很紧张，他知道刘邦犯病了。因此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哭笑不得地交代了自己的日常起居生活，只差点记录下一天吃几碗饭、去几趟厕所这种琐碎事情。
不过还好，听他说完后，使者换了个面孔，笑着向萧何行礼，表达皇上对他的关心，然后拍拍屁股走路了。
刚把使者打发走，抹了一把汗，屁股还没挨到板凳上，第二个使者来了。这个人进门后，毫无创愿意地把上边的剧情重复了一遍。
要说刘邦这种搞法，弄个一两次，敲敲警钟，吓唬吓唬萧何就行了，没必要三番五次地搞。
然而，刘邦不满足这些，他要天天搞，他干脆组织了个慰问团，有秩序、分批次的轮番轰炸，几乎弄成了一天一问。
这一阵最忙活的可能就是这个慰问团了，来来回回在那条路上跑了好几遭，翻来覆去就问这一句话。到后来，弄的萧何把日常起居背的滚瓜烂熟，逢人就想来两句。
刘邦的这种举动，傻子都能看明白他在想些什么。
萧何当然也明白，他现在几乎干不成啥正经事，一天到晚在背台词。按理说，背的多了，心里应该踏实了，可萧何没有踏实。当然，任谁都踏实不了，亏得萧何心里没鬼，要不然早就蹦出来了。
此时萧何的状态，可用一个词来形容——抓狂。他现在挠墙的心都有。
要说这也怨不得刘邦，他此次的行为是有一些理论依据的。
萧何经营关中多年，声望很高，民心所向。按理说这是好事，对萧何本人来说他是有这个资格的。但不幸的是，这个好事却给萧何带来了天大的危险。
事实上这很好理解，刘邦很重视自己坐的那张板凳，最怕有人来抢。当然那些打家劫舍、偷鸡摸狗之徒对他的这张板凳是无缘消受的，而那些民心所向、声望极高的人却容易染手，因此他对那些想尽办法搜罗人心的家伙，通常是不会手软的。不管这些家伙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让刘邦察觉到危险，就会毫不客气地要了他的命。幸运的是，萧何同志中奖了，他很符合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在“易储”事件中，萧何的表现差强人意。按理说，皇帝想干成点事，如果遭到反对，那丞相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要学会替领导被黑锅，帮助老大实现梦想。然而，萧何没有背锅精神，不但没站出来帮忙，还带头和自己搞对峙，完全是在帮倒忙，这使刘邦很生气。生气之中隐藏的是一丝恐惧，因为有一个词语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吕党。
从古至今，党争是屡禁不止的，这一点刘邦很清楚。但他没想到吕家的势力会有这么大，连大汉丞相也归其麾下，着实让人恐惧。
“吕党”这个词，我在前边没有提过。事实上，刘邦心里是清楚的，吕家已枝大根深，气候已成。但吕雉毕竟是自己的老婆，刘邦一直不愿意向吕家动手。虽然没动手，也并不代表自己怕他们，后来那个樊哙正因为此而差点掉了脑袋。
当然，“吕党”这个词，也是刘邦挖空心思要“更易太子”的一个因素。
刘邦虽然疑心重，但忍劲还是太大，心肠还是有些软。正因为他的忍让，差点葬送自己的百年基业，这是他不曾想到的。如果让朱元璋和他换换位，相信吕家的人早就死绝了。
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让刘邦那个本就很好的职业习惯更是大放异彩，他本着怀疑一切的态度，对待每件事，审视每个人。
刘邦这次对萧何的问候，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萧何不傻，因此他很害怕。但除了挠墙外，一时半会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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