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这次回天津，过程极为坎坷。
他在南京告别张恨水、成舍我之后，本来准备渡江到浦口火车站买票。结果当天突降大暴雨，只能继续待在饭店里，而且这场暴雨一下就是两天两夜。
从四川到上海，长江全线洪讯，中下游的灾情尤为严重。
南京的长江轮渡直接停运，听说淮河那边也发洪水了，根本不可能再坐火车北上。周赫煊只得从南京返回上海，改走海路前往天津。然而从南京到上海的短短线路，就有七八处铁道被暴雨冲毁。
前后折腾了快半个月，周赫煊终于成功抵达上海。等他买票登上轮船时，全国上下所有报纸，新闻内容全是关于灾害和救灾。
自从老蒋执政以后，这几年的中国天灾频发，好像老天爷都在跟常凯申过不去。
1931年，爆发自晚清以来中国最大的水灾；1934年，爆发自晚清以来中国最大的旱灾。而今年，则是把1931年和1934年的灾害合并了，从春天就全国大面积干旱，到了夏天又是大洪水，洪灾里面还夹着各种旱灾。
此时此刻，大半个中国都已经进入灾害模式，干旱的地方连河床都开裂了，洪涝的地方成为一片泽国，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
长江和黄河同时泛滥，只水灾波及区域就达241个县，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这些省份都是重灾区。比如说武汉吧，城市直接被淹90多天，许多人出门上班都要靠划船。
反正周赫煊投资的武汉长江大桥是没法开工了，至少得拖到10月份。
常凯申是真的很郁闷，本来今年中国的经济就糟糕，现在又加上了一层自然灾害。英国那边迟迟不肯借款，美国按兵不动，日本毫不退让，这让胸有成竹的老蒋有些慌了，甚至把德国拉进来想要解决白银危机。
因为有1931年和1934年的大灾经验，南京国民政府的救灾能力倒是大幅提升，政府救灾系统和民间慈善团体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全国媒体齐心协力帮着宣传、报道和监督。
这是一种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在危难时刻，大部分中国人能够拧成一条绳，众志成城的渡过难关。
面对自然灾害如此，面对外敌入侵同样如此。
只要保有这种凝聚力，中国永远不会沉沦，迟早迎来崛起的那一天。
周赫煊离开上海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月笙专程拜访——抗灾募捐。周赫煊听说杜月笙捐了3万元，他也跟着捐了三万，同时拍电报给美国洪门那边，希望能购买20吨玉米运来做救灾粮。
等轮船抵达天津，周赫煊发现天津也淹成一片，海河水涨起来，已经漫到距离三乐堂大门外20多米远。
北平和天津的慈善组织，听说周赫煊已经回津，立即派人过来募捐，显然周先生的慈善美名早已传遍全国。慈幼总会、红十字会、黄十字会、红万字会……周赫煊又足足掏了20万大洋出去。
这次南京政府的赈灾力度很大，或者说，看起来力度很大——其实远不如1931年的赈灾投入，因为政府没钱。
但既然是中央政府，那么不管有钱没钱，样子必须做足。特别是赈灾乏力的时候，就更需要做好表面功夫，于是大力褒奖民间慈善人士，各种树典型、宣扬好人好事。
南京政府甚至组织人手，仔细了各大城市的个人历次赈灾捐款数额。比如杜月笙的1935年赈灾数据为：自捐款在5万元以上，奔走劝募在20万元以上。
政府表彰也很给力，特颁发给杜月笙“三等采玉勋章”，并由国家领导人赠送亲笔题词，常凯申题词“乐善好施”，汪兆铭题词“仁民爱物”。
但凡是那些名声在外，又筹款、捐款众多的慈善人士，都获得了中央或地方政府褒奖。只上海和南京两地，“采玉章”就一次性颁发了近10枚，简直跟批发大白菜一样。
一切都表明，中央实在无力赈灾，只能仰仗民间力量。
天津和北平的慈善统计也很快出炉，并在各大报纸上详细刊登。周赫煊以26万的年度捐款额高居榜首，国府派专员前往天津发奖，顺便还带来了常凯申、汪兆铭等人的题词。
那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天津街头的洪水还没完全散去，受表彰者就云集在天津市政府官邸，无数记者前来拍照报道。
表彰大会结束后，天津市政府还安排了晚宴。介于老蒋提倡新生活，而且是灾害期间，餐桌上全是素菜，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周赫煊知道，那位中央特派官员此行赚得盆满钵满，光是受表彰的几位天津商人就送了不少钱，名曰“车马费”。
由于周赫煊没给“车马费”，那位特派专员很不高兴，估计回南京后肯定要说他的坏话。
晚宴周赫煊没有参加，直接带着勋章和领袖题词回家。
刚一进家门，张乐怡就挽着周赫煊的手，喜滋滋地说：“快把勋章拿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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