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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信徒们称之为“佛诞日”、“佛诞节”，最主流的叫法是“浴佛节”。
相传，佛祖降生之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谓曰：“天下地下，唯我独尊。”于是天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
因此佛教的信徒们，就在佛诞日这天用香汤浇灌佛像，帮佛祖洗澡沐浴，谓之“浴佛节”——傣族的“泼水节”其实也叫“浴佛节”，属于民族传统与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周赫煊坐着轮船来到厦门，又换乘舢板踏浪而来，终于抵达五老峰下的南普陀寺。
举目望去，只见参佛礼拜的信徒，从海边一直延伸到半山腰。许多虔诚的善男信女，甚至走几步就要跪下磕头，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礼佛之心。
周赫煊带着于佩琛、孙永振登岸，顺着礼佛的人群拾级而上。
一路上，既能看到穿金戴银的富贵人家，也能发现衣衫褴褛的底层平民。有些人面容肃穆，不敢在佛诞日这天露出丝毫的不敬；也有人嬉笑打闹，把参佛礼拜当成了郊游玩乐。
大部分来礼佛的信徒，都带着丰厚的礼物。即便是底层贫民，也往往捧着一小灌香油。这些说白了就是送给佛祖的生日贺礼。
于佩琛越看越气愤，忍不住嘟囔道：“如今中国正是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个虚无缥缈的佛诞日，就靡费钱财无度。这些钱财用来礼佛，还不如捐给抗日前线的将士！”
周赫煊不予置评，笑问道：“永振，你怎么看？”
孙永振挠头说：“额娘说了，遇到神仙不管灵不灵，先拜一拜总是好的。”
“哈哈哈，”周赫煊大笑，“你娘说得很有道理，代表着中国人对待神佛的普遍心理。”
于佩琛却不同意，甚至把《国际歌》的歌词都搬出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周赫煊收敛起自己的笑容，看着那些衣衫破烂、骨瘦嶙峋、却又满脸虔诚的信徒，感慨道：“我不排斥正当的宗教，但却反感一些不好的宗教形式。比如这些穷困百姓吧，他们家无余财，或许一年都舍不得吃一斤香油。但他们却带着自己辛苦节省下来的香油，跑到寺庙献给佛陀，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于佩琛说：“还有佛教的教义，让国民意志消沉、逆来顺受。如果人人都信佛，中国就没救了，日寇将轻易的占领中国。”
周赫煊笑着纠正道：“你说的这些，或许在别处是正确的，但此地的南普陀寺却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于佩琛不解问。
周赫煊解释说：“不管是上一任方丈太虚大师，还是现任方丈常惺法师，又或是正在整顿佛学院戒律的弘一法师，这三人可都是主张爱国抗日的。”
于佩琛惊讶道：“和尚也讲爱国抗日？”
周赫煊点头道：“南普陀寺的历任方丈，都属于坚定的佛教改革派。比如这里的方丈之职，他们就与时俱进，每位方丈只能连任两届。特别是上一任方丈太虚大师，曾游历世界各国，在南普陀寺创立佛学院，甚至还设有研究生部。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有一次宣讲的佛法主题，叫做《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
于佩琛有些不可置信，她怎么也无法将和尚跟救国联系在一起。
太虚大师已经连任两届方丈，去年任满离职，如今正在南方各地宣讲佛法。其演讲内容格外有意思，比如《佛化与现代中国》，他经常教导佛学院的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爱国的口号，总是被太虚大师摆在爱教的前边。
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太虚大师立即辛苦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还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希望日本佛教徒以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宣传、募捐工作，甚至直接参与到抗日地下斗争当中。
这种爱国大和尚，周赫煊不得不佩服，完全当得起“大师”的称号。
三人继续前行，很快来到寺院门口，这里已经聚齐了数百上千的礼佛信徒。
已经剃度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正带领佛学院的师生，给信徒们派发慰问品。他们根据信徒所带来的礼物多寡，发还差不多价值的衣物和食品，并称之为佛祖的赏赐——当然，有些土豪富翁非要一掷千金，南普陀寺也不会拒绝，毕竟和尚们还得靠此吃饭。
周赫煊对此非常赞同，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利用宗教信仰来敛财。
“大和尚安好！”周赫煊上前合十道。
李叔同立即回礼：“阿弥陀佛，原来是周先生造访，贫僧实在当不起‘大和尚’之称。”
对出家人，一般该称呼其为“法师”，但千万不可直呼法名。比如见到李叔同，喊一声“法师”就可以了，也可称“弘一法师”或“师父”，绝对不要直接喊“弘一”，因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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