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小光蹲在那儿发愁的时候，院子门口传来了自行车的声响——链条哗啦哗啦的，车轮碾在土路上的沙沙声，还有车铃铛被颠得叮当响的声音。他抬起头，眯着眼望过去，手搭在额头上挡着太阳光。
周海洋骑着那辆二八大杠，从老村的方向过来了。他穿着一身汽修厂的蓝布工作服，上头全是油点子，黑一块灰一块的，像抹布似的，衣领都磨毛了，线头一根一根地支棱着。袖口挽了两道，露出晒得黑红的小臂，小臂上的汗毛被机油染得黑乎乎的。今天是他休假的日子，刚从厂里骑了十几里路回来。
他骑进院子，一只脚撑在地上，自行车歪着，车身晃了两下才停稳。他一眼就看见了院子中间那个黑乎乎的大钢卷，目光顿了一下，停了两三秒。他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又落下来了。他没问钢筋哪儿来的，没问花了多少钱，没问什么时候弄来的。他看了几眼，心里就有数了——这东西，肯定是老三弄来的。怎么弄来的，他不问，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这钢筋现在在院子里，那就是自家的了。
他把自行车撑好，车把歪着，也没扶正。走到周小光跟前，低头看着弟弟蹲在那儿，手撑着膝盖，一脸发愁的样子，眉头皱得跟小老头似的。他看了一瞬，就看明白了。
“你愁啥？”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当，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一点儿也不着急，“不就是钢筋拉不直吗？这事儿交给我办。你别管了。”
周海洋在外头的汽修厂干了几个月了，见的世面多，工地上怎么干活的那一套他也懂。他也有一帮力气足、肯出力的初中同学，平时虽然不见面，但是处得跟亲兄弟一样。
当天下午，太阳偏西了，没那么毒了，他就骑车出了门。一家一家地跑，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挨个找上门，跟人家说：“兄弟，帮我个忙，家里盖房，钢筋拉不直，搭把手。”跑了几个村子，喊来了四五个年轻后生，都是二十来岁的壮小伙，胳膊粗，力气大，常年在工地上搬砖卸水泥的。
院子里那棵大杨树，长了好些年了，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皮皴裂着，一块一块地翘起来，像老农手背上的冻疮疤。树根扎得深，枝杈伸得老远，十几个人拽都拽不倒，稳稳当当地立在那儿。
几个人拿来钢筋夹子和撬棍。钢筋夹子是铁匠铺打的，两个长铁臂，一头是个弯钩，能卡住钢筋，另一头被人攥着；撬棍是钢管的，拇指粗的壁厚，一头扁得跟刀似的，一头是尖的，能插进缝里。他们把钢筋的一端用夹子夹住，拿粗铁丝缠了好几道，缠得死死的，又拿麻绳在杨树树干上绕了好几圈，把夹子固定在杨树上，卡死了，拉都拉不动。几个人分散站在钢筋的两侧，有的握夹子，有的攥撬棍，有的直接用手抓住钢筋本身，十根手指头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周海洋站在最前面，手攥着钢筋的端头，手心全是汗，在裤腿上蹭了两下才攥紧。他回头看了一眼，确认大伙儿都准备好了，站好了位置，攥紧了家伙，他低低地喊了一声，那声音不像是喊，倒像是什么东西从嗓子眼里滚出来的：“一二三——拽！”
几个人同时发力，咬着牙，腮帮子鼓得老高，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起来，像蚯蚓一样趴在皮肤底下，突突直跳。脚蹬着地面，鞋底在土里刨出几个坑，身子往后仰，整个人像一张拉满了的弓。钢筋发出一声“嗡”的闷响，那声音沉沉的，厚厚实实的，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的老牛，哼了一声。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钢筋开始变直了，弯曲的弧度在小，在变平，在变直，像一根被慢慢展平的皮筋，一寸一寸地往外拉。
拉直了一段，就拿撬棍别住，卡在钢筋和地面之间，不让它弹回去。歇一口气，再拉下一段，再别住。一段一段地往前推，从这头拉到那头，一寸一寸地磨，一米一米地拉。拉到笔直了，就用剪钢器械卡住，那器械是手动的，两米多长的铁臂，两个人一人一头，使劲往下压，“咔嚓”一声，钢筋被截断了，断口齐齐的，泛着暗光，像刀切萝卜似的。
一根，两根，三根……一根一根地拉直，一根一根地截断。长短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长的留着打梁，短的留着扎圈梁，还有一些裁成了方方正正的箍筋形状，拿尺子量好了尺寸，一根一根地折弯，弯成方框，用来绑在大梁里头，把主筋箍住。
周海洋一边干活，一边跟那几个后生说话，额头的汗珠子顺着鼻梁往下淌，他也顾不上擦，甩了甩头，把汗甩掉，嘴里还不闲着：“不用弄得跟工厂里出来的一模一样，又光又亮的。咱们农村盖房子，钢筋结实就行，不歪不扭就够了，不讲究好看不好看。这些拉直的粗钢筋，正好用来浇二层楼顶和承重圈梁，一点儿都不浪费。要是去外头买，得花多少钱？得大几百上千块咧！现在好了，料就在这儿，力气咱们有，干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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