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摸清底细，徐国强当天立刻开始走访核实。他先找的是和周小光一同升入初中、六年级同在城关小学就读的同学。他把那几个学生挨个叫到走廊上问话，一个一个地叫，一个一个地问。
“周小光在六年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问。
第一个学生挠了挠头，想了想，说：“他啊……不怎么说话，真的不怎么说话。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就坐在座位上，也不出去玩。我们找他说话，他也说，但从来不主动跟我们说。”
“还有什么？”徐国强追问。
“成绩好，特别好，考试总是前几名。作业写得快，下课没几分钟就写完了，写完就看书，也不跟我们玩。”
徐国强点了点头，叫了第二个。
第二个学生是个扎马尾的女生，她站在走廊上，两只手绞在一起，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徐国强，看着地面。“周小光……他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聊的电视剧、游戏、明星，他好像都不感兴趣。我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坐着，也不插嘴，也不笑。我们有时候觉得……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好像……”女生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咬着嘴唇，像是在找合适的词，“就好像觉得我们很幼稚。”
徐国强的眉头皱了一下。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觉得同龄人幼稚？他继续问第三个。第三个是个瘦高个男生，说话直来直去的：“老师，周小光在六年级的时候几乎没有朋友。不是别人不理他，是他不理别人。他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独来独往。我们班组织活动，他也参加，但不跟人扎堆，该干啥干啥，干完了就一个人待着。成绩好，纪律好，老师也挑不出毛病。可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觉得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徐国强把这几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过了好几遍。自律，安静，成绩好，不扎堆，不凑热闹，觉得同龄人的话题幼稚——这跟“叛逆”“难管”“刺头”根本不沾边。他要了根烟，没点，叼在嘴角，在走廊上来回踱了几步，心里越来越困惑。
光问六年级不够。下午，徐国强跟学校请了半天假，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沿着国道往乡下老村的方向开。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车子颠得厉害，方向盘在他手里晃来晃去。车窗摇下来一半，风吹进来，把车里的热气吹散了一些。
他开了半个多钟头，才到了周小光曾经就读的村办小学。学校不大，全是平房，墙面刷着白灰，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底下的红砖。操场是泥地的，长着草，旗杆顶上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找到了一到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们听说他是县初中的年级主任，都很客气，泡了茶，搬了凳子。可当他问起周小光的时候，几个老师的表情都不太自然，像是提起了一个不好说的人。
“这孩子……”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悠悠的，“我教了他一年，老实说，没操过心。上课认真听讲，作业按时交，不哭不闹不惹事。就是不爱说话，别的小朋友下课了追跑打闹，他就坐在座位上看书。我问他怎么不出去玩，他说‘不想去’。”
二年级的班主任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嗓门大，中气十足：“周小光？记得，怎么会不记得。成绩拔尖，纪律拔尖，懂事得不像个孩子。二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摔了，膝盖磕破了，别的孩子都围上去看热闹，他一个人去办公室找老师，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碘伏和纱布。你说这是二年级孩子能干出来的事？”
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的班主任说法如出一辙——成绩好，纪律好，懂事，沉稳，不爱说话，不跟同学玩，独来独往。六年小学，没有任何违纪记录，没有任何惹事的把柄，干干净净的履历。
徐国强从村办小学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他站在车旁边，没急着上车，点了一根烟，叼在嘴角，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散在夕阳里，金灿灿的。他把两手插在裤兜里，眯着眼看着远处灰扑扑的庄稼地，眉头拧着，心里头翻来覆去地过。
外边传得满城风雨的“亡命徒”，六年小学履历干干净净，没犯过一回错，没惹过一次事。六年级在城关小学，成绩顶尖，遵规守纪。这一路打听下来，没有一个人说他“叛逆”，没有一个人说他“难管”。所有老师说他的，都是“听话”“懂事”“沉稳”“自律”。可所有老师对他的评价，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尾巴——“不爱说话”“不跟同学玩”“独来独往”“心思深”。
这孩子不像是个坏学生，可他也不像个正常的学生。他的“听话”，不是乖顺，是“不理会”。他的“安静”，不是内向，是“不参与”。他不是融不进集体，他是压根没想融。
徐国强把烟抽完了，烟屁股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碾灭了。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拧钥匙打火，发动机响了一声，车身震了一下。他挂上倒挡，把车从土路上倒出来，调头，往县城的方向开。
路不好走，车子颠簸着，方向盘在他手里晃。他把一只手搭在车窗上，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车门板，笃笃笃的，没个节奏。他在想，该怎么面对这个学生。不是管不管得住的问题，是他根本看不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让教了十几年书的年级主任看不透，这才是最要命的。
他从教十几年，从未遇见过反差这么恐怖的学生。他不敢再凭传闻定论，也不敢被表面乖巧迷惑，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必须亲自试探，亲眼试出他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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