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傍晚放学，清校时间。铃声响了，当当当的，走廊里立刻热闹起来，书包带子哗啦哗啦响，桌椅板凳挪动的声音乱成一片。徐国强站在讲台上，不动，不说话。学生们等着他发话，有的已经背好了书包，单肩挎着，身子歪着，随时准备往外冲。
徐国强拿起讲桌上的名单，看了一眼，放下。他的目光不动声色地从周小光身上扫过去，然后落在周小光旁边那几个学生身上。
“你，你，你，还有你。”他用手指头点了几个人，声音不大，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今天留下来值日。教室地面扫干净，拖一遍，桌椅摆齐，黑板擦了，讲台收拾利索，垃圾倒了。”
他专门跳过了周小光。不安排他干活，不要求他留下，不给他任何任务。他就是要看看，这个传闻中极度自私、叛逆难管的孩子，到底会是什么反应。是事不关己，拎包就走？是冷眼旁观，看着同学受累？还是主动帮忙，踏实做事？
安排完任务，徐国强转身走出教室。他没走远，直接上了二楼年级办公室。分管年级的副校长还没走，正坐在办公桌前批文件，台灯亮着，照着他花白的头发。徐国强敲了敲门框，副校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徐国强把事情说了，副校长把老花镜放在桌上，站起来，两个人走到窗户边，推开窗户，往下看。
教室在一楼，窗户朝南，从二楼的窗户看下去，正好能看见教室的前后门和大部分的窗户。两个人把身子压低，怕被底下的人看见，只露出半截脑袋，眼睛盯着楼下那间教室。
教室里，被留下的几个学生满脸不情愿。有人嘟囔着嘴，小声抱怨“怎么又是我值日”；有人把书包重重地摔在桌上，“砰”的一声，像是在撒气；有人拿着扫帚在地上划拉了两下，灰尘扬起来又落下去，跟没扫一样。
有人拖地，拖把湿淋淋的，在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水印子，干了以后灰更明显了。有人擦黑板，只擦了中间写粉笔字的那一块，边边角角的粉笔灰还在。有人倒垃圾，拎着垃圾桶走到教室门口又回来了，说“满了”，倒也没倒，就那么搁在门口。
徐国强的目光从那些磨洋工的学生身上移开，落在周小光身上。
周小光坐在座位上，书包已经背好了，拉链拉得严严实实的。他看了一眼那几个被留下来值日的同学，看了两三秒，没有犹豫，没有迟疑。他把书包从背上卸下来，轻轻放在桌面上，站起来，走到墙角，拿起一把扫帚。扫帚靠在墙角，长柄朝上，他拿的是最角落的那把，别人没拿的那把。
他弯下腰，从教室最后一排开始扫，从墙角开始，顺着墙根，一寸一寸地往前推。扫帚贴地，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急不慢，一板一眼。灰尘从桌底扫出来，碎纸屑从墙角扫出来，橡皮渣从缝隙里扫出来，扫成一堆，拿簸箕撮了，倒进垃圾桶。
扫完地，他放下扫帚，拿起拖把。拖把是那种布条的，湿了水沉甸甸的，提起来往下滴水。他把拖把在水池里涮了涮，拧了拧，拖在地上，顺着地砖的纹路，一排一排地拖过去。拖到的地方，地砖发亮，水印子均匀，不厚不薄。拖完了中间，又拖边边角角，拖到桌椅腿底下，弯腰把拖把伸进去，左右摆动两下，拉出来。
拖完地，他把拖把放回水池，拧开水龙头冲干净，拧干了，挂回原位。然后他走到讲台前，拿起黑板擦，把黑板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
黑板擦过的地方，漆黑发亮，没有白印子，没有残留。擦完字，又拿湿抹布把黑板擦了一遍，黑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擦完黑板，他把黑板擦放在黑板槽里，粉笔一根一根捡起来，按照颜色分类，白的放一起，红的放一起，黄的放一起，整整齐齐地码在黑板槽里。
他走到讲台边，把讲台上的粉笔灰擦干净，把课本摞齐，把茶杯摆正，把教鞭挂回挂钩上。然后他转过身，看了一圈教室。桌椅歪了几排，他走过去，扶着桌角，一排一排地对齐。桌角对齐墙上的瓷砖缝，横平竖直，歪了的扶正，斜了的摆直。
他走到教室后面，看垃圾桶满了，把垃圾袋从桶里提出来，袋口扎紧，拎到学校后面的垃圾池，扔了。回来的时候，在走廊上把垃圾桶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倒扣着控了控水，拿回来，套上新垃圾袋。
别的同学还在磨洋工。有的扫了两下就坐下来歇着了；有的拿着拖把站在那儿发呆，拖把搁在地上，水渍洇开了一片；有的在跟旁边的人说话，边说边笑，手里的活早就停了。周小光没看他们，没催他们，没指挥他们，也没跟他们说一句话。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活干完了，又把别人没干的活干了，又把干得不仔细的活重新干了一遍。他干活的时候不抬头，不看别人，不抱怨，不停歇。
楼上，徐国强和副校长全程趴在窗户边，一言不发，盯着楼下那个少年看了整整二十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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