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了。
灶台冷着,碗筷空着。邻居王婶送来的那碗疙瘩汤搁在门槛边,从热气腾腾放成了凝着一层白油的凉坨,苍蝇绕着边缘打转,他也没去动一下。他感觉不到饿。胃里像是塞满了湿棉花,沉甸甸地压着,偶尔翻涌上一股酸苦的胆汁味。
他怕。
怕的不是死。活了七十三,黄土埋到脖颈的人,对死早该看淡了。他怕的是秀兰。是秀兰最后看他的那个眼神——不是恨,不是怨,是难以置信的、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的,空空的绝望。
她躺在病床上,人已经脱了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像旱田。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盯着他,一眨不眨。他握着她的手,手是冰凉的,指甲发青。他说不出话,只是抖。她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轻轻把手抽了回去。
那是她这辈子对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老李头记得那个秋天。秀兰说后山阴坡有片枯柴,干燥,耐烧,能省下半个月的炭火钱。他那天去镇上卖猪崽,回来晚了。推门进屋,屋里没有灯,灶台是冷的,秀兰没像往常一样在灶边择菜,也没有起身迎他。
她坐在门槛边,背对着门,佝偻着,一动不动。
他喊了一声:“秀兰?”
她慢慢转过头来。那张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哆嗦着,眼神发直。他从未见过她这副模样,吓得手里的猪笼都掉在了地上。
“当家的……”她的声音轻得像风吹过枯草,“我今天……往后山去了……”
“我晓得,你捡柴火嘛。”他走过去,蹲下身,想扶她起来,“咋了?摔着了?”
她摇头。手指死死攥住他的袖口,力气大得指甲都嵌进粗布里。
“我看见……后山那个乱石坡,有辆车……灰面包车,藏在小路上。还有两个人……村长、村长跟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
老李头头皮一炸。
“你、你看错了吧?”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含了一口沙子。
“没有……”秀兰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泪,“他们在说话,我躲在树后头,听见了……说什么‘样本’、‘数据’、‘上面催得紧’……还有……”
她顿住了,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
“还有什么?”老李头的声音在抖。
“还有……村长说,‘那个老东西要是不听话,就照以前的办法处理’。”
那一夜,老李头没睡。他坐在灶边,看着灶膛里最后一截柴烧成通红的炭,再烧成灰白的烬,再彻底熄灭。秀兰缩在床角,把头埋在膝间,偶尔发出一两声压抑不住的哽咽,像断了线的、破碎的风箱。
天亮前,他做了一个决定。
“你没看见。”他对秀兰说,“你什么都没看见。你要是看见了,就得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她。他不知道她当时是什么表情。后来很久很久,他想过无数次,自己那一刻到底是什么——是丈夫?还是懦夫?
三天后,秀兰“病”了。浑身乏力,起不来床,吃什么吐什么。他请了村里的土郎中,郎中把了脉,摇头,说不出名堂。他去找村长。李德贵披着外衣开门,听完他的话,沉默了很久。
“老李,”村长说,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你是个聪明人。你家的事,我会想办法。”
他想办法的结果,是秀兰的病情急速恶化。土郎中说要不送县医院吧?村长说县医院远,山路颠簸,病人受不住,还是他去县里托人,带好药回来。药带回来了,秀兰灌下去,当晚就开始吐血。
她死在那年十月初七的凌晨。外面下着冷雨,屋檐水滴滴答答,打在石板上,像永远敲不完的更漏。
老李头给她合上眼睛。她的眼皮冰凉,他怎么也合不拢,总是留着一道细缝,仿佛还在看着他。
他没有哭。
村长安抚了他,替他张罗了后事,给了他一笔钱,说是“族里的抚恤”,让他好好过日子。村里人唏嘘了一阵,说老李头命苦,婆娘是个勤快人,可惜走得早。过了几个月,就没人再提了。
老李头以为这件事会烂在肚子里,跟着他一起埋进后山的黄土。
直到那天夜里。
敲门声很轻,不仔细听几乎要以为是风吹动了门闩。但老李头没有睡。他夜里已经睡不着了,一闭眼就是豆芽、秀兰、还有那双透过窗户缝隙往屋里窥探的、他不敢确认是否存在过的眼睛。
他摸黑起身,腿抖得像筛糠,一步一步挪到门边。
“……谁?”
“是我。”
老李头心跳漏了一拍。他认识这个声音,认了四十多年。
他拉开门闩。
李德贵站在门口,披着件半旧的深灰夹克,领口竖着,遮住小半个下巴。他看起来很疲惫,眼袋耷拉着,眉间那道竖纹像刀刻出来的一样深。手里没提东西,也没打手电,就那么在暗影里站着,像一个被临时从床上叫起来、披了衣服就出门的寻常老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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