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结束后，复生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把百叶窗拉下来，然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开始觉得恶心。
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生理性的、难以抑制的恶心。他觉得自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每天都在按照程序运转，精确，高效，不出错。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架机器正在一点一点地磨损，而那些磨损掉的碎屑，那些被碾碎、被丢弃、被遗忘的东西，恰恰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部分。
他的同理心。他的好奇心。他的善良。他的柔软。他对美的感知力。他对生活的热情。这些原本应该像血液一样在他的身体里流淌的东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枯竭、死去。
而他甚至不敢停下来。因为他怕一停下来，就会看清这一切是多么荒诞，多么虚无，多么像一个由无数谎言编织而成的、精美的、闪闪发光的骗局。
手机又震动了。是助理发来的消息：“隆总，七点的慈善晚宴，六点半司机会在楼下等您。着装要求：黑领结。”
复生看了这条消息，忽然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甚至带着一点自嘲意味的笑。黑领结。他要穿着燕尾服，打着黑领结，去一个慈善晚宴上举着香槟跟人寒暄，为某个公益项目募捐。而他本人呢？他本人已经快要被自己内心的空洞吞没了，他却要在这个空洞上面化着精致的妆，穿着华丽的衣，说着漂亮的话，像一个体面的、得体的、无可挑剔的文明人。
这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此。
下午六点二十，复生换上那套专门定制的黑色燕尾服，对着镜子仔细整理了领结和袖扣。镜子里的他英俊得不像话，那种精心雕琢过的、无懈可击的英俊，像一尊古希腊雕塑，完美却冰冷。
慈善晚宴在半岛酒店的大宴会厅举行。复生到的时候，大厅里已经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政界要员、商界大佬、演艺明星、文化名人，每一个人都穿着得体，每一个人都笑容满面，每一个人都握着他的手说着热情洋溢的话，然后转身就把他的名字忘在了某个应酬的角落。
拍卖环节开始了。拍卖师在台上热情洋溢地介绍着每一件拍品：一幅当代画家的油画，一只限量版的名表，一次与某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共进晚餐机会。每一次举牌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出价，每一次落槌都伴随着掌声和欢呼。
复生坐在第二排的贵宾席上，手中握着拍卖号牌，却没有举过一次。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花钱，而是因为他忽然觉得这一切太假了。这些人挥舞着支票本，为一个他们可能根本不懂的艺术品一掷千金，为一场他们可能根本没时间参加的晚餐慷慨解囊，可当他们走出这个宴会厅，当聚光灯熄灭、人群散去，他们中有多少人会真的在乎那些被捐助的人？有多少人会在某个深夜想起，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正在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挨饿，有人正在因为没有钱治病而等死？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隐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本身，比他能够找到的任何答案都更加残酷。
晚宴结束后，复生拒绝了所有的after-party邀请，一个人走出了酒店。司机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了，拉开车门问：“隆总，回家吗？”
复生站在夜风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城市的夜风里夹杂着汽车尾气、烧烤油烟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都市的复杂气味。他忽然说：“先别急，让我走走。”
司机愣了一下，没有多问，把车缓缓开走了。
复生沿着外滩慢慢地走。夜已深，游人渐少，只有零星几对情侣还靠着江边的栏杆依偎着。远处东方明珠塔上的灯光变幻着色彩，像一颗跳动着的心脏，是这个城市最显眼的生命体征。
他走到一处人少的地方，停下来，伏在栏杆上，望着江面上破碎的灯光倒影。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若有若无的音乐声。不是那种从酒吧里传出来的、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而是一把二胡的声音，苍凉、悠远、如泣如诉，像一只孤雁在夜空中盘旋。
四 灯火阑珊
循着二胡声走去，复生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看到了那个拉二胡的老人。
老人大约七十多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的年轮，每一道都刻着岁月的印记。他坐在一张小马扎上，膝盖上架着那把二胡，眼睛微微闭着，整个人沉浸在音乐里，仿佛这个喧嚣的世界与他无关。
他拉的曲子复生不认识，不是《二泉映月》，不是《赛马》，不是任何一首他听过的二胡名曲。那旋律很简单，甚至有些笨拙，像一个人在断断续续地诉说一个漫长的故事，有时候哽咽，有时候叹息，有时候沉默，但始终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让那个声音不至于完全消失在夜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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