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三天，那天是周六，林栀休班在家。
早上她给姥姥擦身子的时候，姥姥忽然对她说：“你下午出去一趟。”
“去哪儿？”
“去买两斤面粉回来，我想吃烙饼。再买点红糖，要老红糖，超市里那种红袋子的。”
姥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你带你妈一起去，娘俩出去走走。”
林栀觉得有点奇怪，姥姥从来不会主动安排她做什么，更不会管妈妈有没有出过门。
但她没有多想，吃完午饭就带着妈妈出门了。
面粉和红糖在巷口的粮油店就能买到，来回不过半个小时的事，但妈妈走得很慢，每一家店铺的橱窗都要停下来看一看，林栀也就由着她，顺便去了一趟菜市场，买了点晚上的菜。
她们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林栀推开院门，发现院子里异常安静。
猫都在猫舍里睡着，小歪趴在堂屋门槛上，看见她回来，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
她把面粉和红糖放进厨房，洗了手，走到姥姥的房间门口。
门虚掩着，她轻轻推开，看见姥姥闭着眼睛靠在床头，头上有一层细密的薄汗。
床边的板凳被挪到了床头柜旁边，上面放着姥爷的那盒红色印泥，盖子开着，姥姥的手指头上还有一抹没有擦干净的暗红色。
“姥姥，您怎么了？您下地了？”
姥姥摆了摆手，喘了几口气，然后指了指床头柜。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不是姥爷那种印着梅花的信纸，而是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横格纸。
纸被撕得不太整齐，边缘毛毛糙糙的，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铅笔字：
“我孙秀兰愿把卡拿回给栀栀管，孙秀兰。”
字迹哆嗦得厉害，有的笔画太轻，几乎看不清，有的又太重，纸都被戳破了。
每个字都有核桃那么大，歪歪斜斜地挤在一张小纸条上，最下面按了一个红红的指印，指印的纹路糊成了一片，但颜色很深，是用尽全力按上去的。
林栀拿着那张纸条，眼睛开始有些发酸。
“姥姥您这是干啥，让我来写就好了呀？”
“你别说话。”
姥姥闭着眼睛，胸口还在起伏。
她自己撑着坐起来，从床头柜上摸到那支铅笔，又摸出那张撕下来的纸条，偷偷写了这几个字。
对普通人来说，写一行字不过是几十秒的事。但对她来说，她要先等林栀出门，要撑着坐起来，要找到笔和纸，要回忆那句话怎么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在脑子里过一遍，因为她不认识字，她只能凭记忆去“画”那些笔画。
然后她要用发抖的手把那些“画”写到纸上，写完一个字就累得趴在床边喘一会儿，喘完了再接着写。
写完之后，她还要自己打开印泥的盖子，自己把手指按上去，再自己把印泥盖子拧紧放回原处。
她不能留任何痕迹，因为她害怕陈美兰突然冒出来，不能让陈美兰发现她做过这件事。
“这张纸条，你拿着。”
姥姥睁开眼睛，看着林栀：“我那天跟你说了，我怕你姨，这话不假。我活了八十三年，怕了她五十年。再让我活几年，我还是会怕她。”
她沉默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林栀把眼泪生生逼回去的话。
“但我更怕你扛不住，丫头。”
林栀咬着嘴唇，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原来姥姥不是站在陈美兰那边，姥姥是站在恐惧那边。
而现在，恐惧还在，但有一样东西比恐惧更重。
“我不敢跟她撕破脸，我不敢当面跟她说你把卡还回来。但你把这张纸条收好，她要是逼你，你就拿出来。这是我自己写的，自己按的，没人逼我，你姥爷在天上看着。”
林栀把纸条捧在手里，觉得它比什么都重。
“我是个睁眼瞎文盲，不认识几个字，不知道名字写的对不对。”
“我也没写落款日期，你自己把日期添上。要是不够，你再写一份正式的，我按手印。”
“够了。”
林栀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姥姥，有这张就够了。”
她把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那张纸条被姥姥撕得不规整，字迹歪歪扭扭，铅笔的颜色深浅不一，边缘还沾了一点点印泥的红色。
它和任何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书都不一样，但它比任何一份法律文书都更有力量。
林栀回到自己屋里，走到书桌前，拿着那张纸条，眼泪无声地滑下来。
她回头看了一眼姥姥房间紧闭的房门，想象着那个连笔都握不住的老人，是怎样趁她白天不在家的时候，撑着坐起来，用发抖的手在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这几个字的。
她不会写字，这一行字大概是她这辈子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写过的唯一一句话。
她怕陈美兰，她怕了一辈子，但她还是写了。
林栀打开上了锁的抽屉，把那张纸条和姥爷的药方存根放在一起。
药方封皮上写着“陈济川谨拟”，扉页上姥爷的字安静而端正。现在旁边多了一张歪歪扭扭的纸条，上面写着姥姥此生第一行字。
这两个人，一个会用毛笔开方子、写诗，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但他们留下的字迹，终于在同一个抽屉里会面了。
她没打算立马拿着这张纸去找陈美兰，她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她把那张纸的存在牢牢记在了心里。
这间屋子里，除了她之外，终于有了第二个敢反抗陈美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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