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她拉了拉林建国的袖子,“我也想去。”
林建国低头看着她,眼神复杂。
他知道把六岁的女儿带到一个死人现场是不合适的,但他也知道,如果他拒绝,家里没有人能看着她——奶奶下午要去市场卖菜,爷爷在工地上,妈妈在外地。
“你就在车里等着,”林建国说,“不许下车,不许乱跑。”
林月乖巧地点了点头。
但在她心里,一个计划正在成形。
陶瓷厂的案发现场,在原始时间线里留下了一个极其关键的物证。
那个物证被忽略了,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也因为调查人员的注意力全在尸体上。
但她知道那个物证是什么、在哪里、为什么重要。
她只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式,让父亲或者高远注意到它。
一辆老桑塔纳开在通往陶瓷厂的道路上,路面上的雪已经被车轮碾成了黑色的冰碴子,车身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林月被林建国抱得紧紧的。
高远的车速比上午还快,仪表盘上的指针在四十到六十之间摇摆,对这条路况极差的旧路来说,这速度已经不慢了。
路两边的景象越来越荒凉。
低矮的棚户区零零散散地分布在道路两侧,有些房子已经塌了,屋顶的瓦片碎了一地,露出里面发黑的房梁。
几只野狗在雪地里翻垃圾,看到车过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继续翻。
再往前开,视野忽然开阔了——一片灰白色的空地出现在前方,空地上矗立着几栋巨大的废弃厂房,红砖墙面上用白漆刷着“安全生产”四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两人多高。
厂房的窗户全部碎裂,黑洞洞的窗口像是无数只空洞的眼睛,注视着这条通往死亡的道路。
铁城陶瓷厂。
这个厂子倒闭了将近十年,厂区里长满了荒草,夏天的时候齐腰深,冬天被雪覆盖,看起来就像一片白色坟场。
偶尔有拾荒者来这里捡废铁卖钱,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靠近这个地方——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这里太荒了,荒得让人心里发毛。
厂区大门是锁着的,但门锁早就被人撬开了,用一根铁丝随便别着。
高远把铁丝取下来,推开铁门,铁门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吱呀声,在空荡荡的厂区里回荡了很久。
市局刑侦的车已经停在里面了,两辆黑色桑塔纳和一辆金杯面包车。
几个穿警服的人站在厂房门口抽烟聊天,看到高远的车开进来,有人招了招手。
高远把车停好,对林建国说:“你在车里等,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林建国点了点头。
高远下了车,朝厂房门口走过去。
林月透过车窗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扇巨大的铁门后面,然后转过头来看着林建国。
“爸,”她说,“我想上厕所。”
林建国看了看四周,厂区里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厕所的地方。
他犹豫了一下:“你就在车旁边找个地方吧,爸看着,没人看见。”
“不要,”林月摇着头,“我要去那边。”
她指了指厂房后面的一片区域,那里堆着一些废弃的设备,有锈迹斑斑的锅炉和管道,在雪地里露出黑色的轮廓。
林建国看了看那堆设备,觉得离车不远,应该没什么危险,就抱着她下了车,把她放在雪地上:“快去快回,别乱跑。”
林月踩着没过脚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堆设备走过去。
她的棉裤腿被雪浸湿了,寒气从脚底板往上蹿,但她顾不上这些。
她一边走一边用眼睛搜索着四周——不是在上厕所,而是在找一样东西。
她知道那个物证在哪里。
在原始时间线里,那个物证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
冰雪消融,一个拾荒者在翻垃圾的时候从一堆废铁下面翻出了一个女士手提包,里面有钱包、手机、钥匙,还有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一个年轻女人,名字叫胡丽丽。
这个手提包被发现的位置,距离徐志强的尸体发现地点大概有两百米。
但那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五个月的冰雪覆盖,五个月的风吹日晒,五个月的雨水浸泡,手提包里面的物证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手机彻底报废,无法提取任何数据;钱包里的纸币已经腐烂成一团纸浆;唯一能辨认的就是那张身份证,但上面的指纹已经被侵蚀得干干净净。
林月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手提包。
她在那堆废弃设备周围转了一圈,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扫过每一个角落。雪地上覆盖着薄薄一层新雪,昨天下的,但底下还有之前的积雪。
她蹲下来,用手套扒开表面的雪——对,她戴了手套,林建国给她戴的,一双红色的毛线手套,大拇指上还织了一朵小花。
她扒了几下,手指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不是废铁。
废铁的触感不一样,更冷,更硬,边缘更锋利。
这个东西的表面是皮革的,被冻得有点僵硬,但那种触感不会错。
她继续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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