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把身份证捡起来,看了看,然后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厂房里的冷空气通过鼻腔进入肺部,那种凛冽的刺激感让他整个人都清醒了几分。
他站起来,朝厂房方向看了一眼,市局刑侦的人还在里面忙活,拍照的拍照,取证的取证,没有人注意到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建国,你先上车,把暖风打开,别让孩子冻着。”
他说,“这个包的事,我先跟市局的人说,但你别跟任何人提你闺女的事儿。”
林建国愣了一下:“为什么?”
高远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你是新人,你不懂规矩。
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案发现场附近上厕所顺便发现了关键物证,这种事说出去,会让市局的人觉得铁西派出所的调查现场管理一塌糊涂。
但高远没有直接说出口,他只是拍了拍林建国的肩膀,说了句:“听我的就行。”
林建国回到车上,林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眨巴着眼睛问他:“爸,那个包是不是很重要呀?”
“嗯,挺重要的。”
林建国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用棉夹克把她裹住,“月儿,你今天帮了爸一个大忙。”
林月把脸埋进他胸口,闷闷地说了一声:“爸,我冷。”
她不是真的冷。
她是怕林建国看到她眼睛里的东西——那种不属于六岁孩子的、过于复杂的东西。
高远在厂房门口拦住了市局刑侦的技术组长,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姓吴,大家都叫他吴技术。
吴技术正蹲在厂房门口抽烟,看到高远手里那个包,烟差点从嘴里掉下来。
“这是在外面那堆废铁后面找到的,”高远把包递过去,“胡丽丽的身份证在里面。”
吴技术把烟掐了,接过包翻了两下,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转身朝厂房里喊了一声:“老刘!出来一下!”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厂房里面走出来,穿着深色的警用棉服,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
林月透过车窗看到了这个人,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了一下。
刘建国。
不,不是她父亲林建国,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刘建国。
这个名字跟她父亲的名字只有姓不同,但在铁城刑侦系统里,这个名字的分量比她父亲重得多。
刘建国是铁城刑侦的台柱子,破过大案要案无数,后来升到了省厅,在林月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了。
但在2008年,刘建国还只是一个副支队长,四十多岁,正当壮年,眉眼之间带着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锐利。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不是老了的白,而是那种长期熬夜思考、头发一根一根变白的白。
林月看着远处的刘建国,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她原来的时间线里,刘建国是她的领导,是她的伯乐。
她能在三十七岁当上刑侦队长,跟刘建国的提拔分不开。
最后一次见面,是刘建国退休前,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喝了两杯茶,说了一句:“小林,你像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她六岁,他四十二。
她不能去叫他刘叔叔,更不能去跟他讨论案情。她只能乖乖地坐在父亲的腿上,看着他和她的父亲在雪地里交谈,而她什么都做不了。
不,她可以做一件事。
她可以听。
林月集中全部注意力,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
冷风顺着缝隙钻进来,带着雪的味道和远处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她听到刘建国在问高远:“这个包是谁发现的?”
高远的声音模糊不清,但林月还是捕捉到了几个字——“巡查的时候”“设备堆后面”“雪里面露出来的”。
他把林建国完全摘出去了,更没提林月。
林月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又上升了一个档次。高远不仅是一个好刑警,还是一个懂得保护下属的人。
这种领导在警队里不多见,尤其是在基层。
刘建国没再追问包的来源,而是蹲下来,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摆在雪地上。
钱包,手机,钥匙,一包纸巾,一支口红,一个小镜子,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照片。
林月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张照片。
在原始时间线里,这张照片出现在第二年春天,手提包被拾荒者发现之后。
照片上胡丽丽搂着另一个女人的肩膀,两人站在一个看起来像KTV包房的地方,背景是闪烁的彩灯和一面镜子墙。
另一个女人的脸被镜面反光挡住了一半,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
但那是五个月之后的样子了。
五个月的冰雪和潮湿已经让照片严重褪色,面目全非。
现在,照片是新鲜的,干燥的,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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