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从车窗缝隙里看到了那张照片——胡丽丽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化着浓妆，笑得很开心。
她搂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染成棕色，烫了大波浪，五官被胡丽丽的肩膀挡住了大半，只能看到一只眼睛和半张嘴。
但那只眼睛，林月觉得有点眼熟。
她说不上来在哪里见过，那只眼睛的轮廓、眼角微微上挑的形状、眉毛的弧度，都让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
这种感觉让她后背发凉，像是在某个她不应该想起来的地方见过这张脸。
“爸，”她拉了拉林建国的袖子，“那个照片上的人是谁呀？”
林建国往外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看不清，被挡住了。”
林月没再问。
她知道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追问太多会引起怀疑。
但她已经把那只眼睛的形状、眉毛的弧度、头发的大波浪卷度全部刻进了记忆里。
她要找机会把这个人找出来，这可能是整个案子的关键。
刘建国把照片装进证物袋里，站起身来，跟吴技术说了几句话，然后朝高远摆了摆手，示意他跟上。
两个人走进了厂房深处，声音渐渐听不清了。
林建国在车里等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方向盘上敲着节奏。
林月能感觉到他的紧张，从他呼吸的节奏就能判断出来——吸气比平时长，呼气比平时短，这是典型的焦虑状态。
“爸，”她说，“你紧张呀？”
林建国低头看她，勉强笑了一下：“没有，爸不紧张。”
“你骗人，”林月说，“你刚才把烟拿出来又放回去，拿出来又放回去，都三次了。”
林建国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确实在反复地拿烟、放烟、拿烟、放烟，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看着女儿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忽然觉得这孩子今天出奇地敏锐，敏锐到让他这个做父亲的都有点心里发毛。
但他没有时间深想。
高远从厂房里出来了，步子很快，鞋底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他拉开驾驶座的门，坐进来，发动车子，没说一句话。
车子开出陶瓷厂大门的时候，林月从后窗往外看了一眼。
厂房在雪幕里渐渐模糊，变成一片灰白色的影子，最后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
她知道那个废弃的厂房会成为她记忆里的一个坐标点，就像案发现场对于每一个刑警来说，都是一个个坐标点，串联起来，就是整个职业生涯的地图。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高远没开收音机，林建国没说话，林月装睡。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和轮胎碾压雪地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
窗外的城市在雪中缓慢后退，灰色的楼房、光秃秃的树枝、路边裹着军大衣等公交的人、商铺门口堆着的白菜垛——这一切都像一幅褪了色的老照片，安静、沉闷、充满了一种说不上来的萧瑟。
高远先回了派出所，把林建国和林月放在门口，自己又开着车出去了，没说去哪儿。
林建国抱着林月进了值班室，所长正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很大：“我知道了！我派人去！你跟我急什么急！我比你还急！”
挂了电话，所长在办公桌上翻了半天，找到一张纸，递给林建国：“滨河小区有个邻里纠纷，你去处理一下，具体地址在上面。”
林建国接过纸看了看，滨河小区14号楼302和303，因为楼上漏水泡了楼下天花板的事吵起来了，双方都快动手了。
这是派出所最常接到的警情之一，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处理不好就容易升级成治安案件。
“所长，我闺女——”
“放这儿吧，我帮你看着。”
林建国看了看林月，犹豫了一下，蹲下来跟她平视：“月儿，爸出去一趟，你在所里跟所长爷爷待一会儿，爸很快就回来。”
林月乖巧地点了点头。
等林建国走了，所长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拿起桌上的报纸继续看。
他看的是《铁城晚报》，头版头条是关于市政府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配了一张黑乎乎的图片，一群人坐在会议室里，表情都很严肃。
林月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两条腿晃着，看起来百无聊赖。但实际上，她的脑子正在以最高的速度运转。
她在整理目前为止的所有信息。
胡丽丽，女，28岁，外地人，在铁城从事色情服务。
她有一个用黑卡联系的客户或者上线，号码指向徐志强。
徐志强，男，34岁，有组织卖淫的前科，开了一家足疗店做掩护。
胡丽丽失踪当天上午九点四十一分接到黑卡电话，通话三分十二秒。十点之后她的手机信号消失。
与此同时，徐志强在当晚十点到次日凌晨两点之间被人勒死在陶瓷厂废弃厂房里。
而现在，胡丽丽的手提包在陶瓷厂设备堆后面被发现了。
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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