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闭上眼睛，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
这是她上辈子在刑侦队学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你被一堆信息淹没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不是拼命去分析，而是先让自己的脑子安静下来，像一个浑浊的水池，让泥沙慢慢沉淀，上面的水就会变得清澈。
泥沙在慢慢沉淀。
水的表面在慢慢变得清澈。
她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不，不是轮廓，是一种感觉。
她感觉这个案子的中心不在胡丽丽，不在徐志强，甚至不在韩冰。
这些人都只是旋涡外围的浪花，真正的旋涡中心在更深的地方，在那个所有人都不敢说出口的名字后面。
孟凡军不敢说。
韩冰在替谁顶罪？
谁有能力烧掉一个物流公司而不被发现？
谁能让一个夜总会老板心甘情愿地替他顶罪？
谁能在警方内部有线人，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调查的动向？
林月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下来。她不知道自己在窗前站了多久，腿已经麻了，脚趾冻得发白。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光着的，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像两根冰棍。
她走到床边，穿上棉袜和棉鞋，坐在床沿上，盯着对面的白墙。
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是林建国以前贴的，已经泛黄了，边角翘起来，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道。
地图上铁城的位置被林建国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外面写着“家”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像是要把这个字刻进墙里。
家。
林月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伸出手指按在铁城的位置上。
那个红圈里的“家”字在她指尖下面微微凸起，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图下面藏着。
她用手指沿着铁路线往南划，经过省城，经过另一个省城，一直划到南方沿海的一座城市。
那是母亲打工的地方，两千多公里，绿皮火车要开两天两夜。
母亲下周就回来了。
她必须在那之前，把这个案子的事情处理好。不是因为案子跟母亲有关，而是因为她需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母亲身上。
两年后的那场车祸，她不能让它发生，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客厅里传来奶奶的声音，不是在跟她说话，是在打电话。
奶奶打电话的声音很大，隔着门板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你儿子今天被人打了！鼻子都出血了！你当爹的也不管管！……我知道他当警察挨打是正常的，但正常的也得心疼啊！”
“……你别跟我讲大道理，我不听！……周末让他回来杀猪？杀什么猪！他脸上还有伤呢！……行行行，你跟他自己说！”
电话挂了。
奶奶又在客厅里嘟囔了几句，声音小了很多，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听到几个词——“老头子”“倔驴”“跟他爹一个德性”。
林月从卧室里走出来，奶奶正坐在沙发上剥蒜，面前的蒜瓣已经剥了半碗。
她剥蒜的动作又快又利索，指甲掐住蒜瓣的根部一捏，外皮就裂开了，再用指尖一捻，白生生的蒜瓣就掉进了碗里。
“奶奶，爷爷怎么说？”
奶奶手上的动作没停，嘴也没停：“你爷爷说了，你爸挨打是活该，谁让他当警察的。你看看这话说的，像是亲爹说的话吗？”
她把一个蒜瓣狠狠地捏开，像是在捏她老伴的脖子，“我嫁给他三十多年了，他就没说过一句好听的话。”
林月坐到奶奶旁边，帮她剥蒜。
她的手太小了，指甲也短，剥蒜瓣比她想象的难得多，扣了半天才剥开一个，蒜瓣上还留着一层薄薄的膜，不像奶奶剥的那样光溜水滑。
奶奶看了一眼她手里的蒜瓣，伸手拿过去，两下就剥干净了，扔回她手里：“你剥成这样，蒜都让你糟蹋了。你去看电视吧，奶奶自己剥。”
林月没走。
她靠在奶奶的肩膀上，闻着那股熟悉的雪花膏混着葱花味，忽然觉得什么都不想想了。
案子，线索，推理，嫌疑人，所有的一切都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这个沙发，这碗蒜瓣，这盏日光灯，才是真实的。
“奶奶，”她说，“你认识一个叫韩冰的人吗？”
奶奶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蒜：“不认识。咋了？”
“就是刚才来咱家那个阿姨。”
“哦，那个姑娘啊，”奶奶把一颗剥好的蒜瓣扔进碗里，蒜瓣在碗里弹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音，“看着不像坏人，但眼神不对。”
“什么眼神不对？”
奶奶想了想，把手里的蒜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比划着说：
“你看啊，一个人的眼神骗不了人。那个姑娘的眼神，是那种……怎么说呢，就像你爹小时候养的猫，那只猫把邻居家的鸡咬死了，你爹拿着笤帚要打它，它不跑，就那么看着你爹，眼睛里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做错了，你打吧’。”
林月靠在奶奶的肩膀上，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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