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为了亲眼看到监控录像——她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权限。
而是为了确认一件事：那个修车铺的老板，有没有在火灾发生之后，被什么人找过。
如果没有人找过他，那录像很可能还在。
如果有人找过他，那他一定记得那个人的样子。
这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做到的事情——去修车铺借个厕所，或者去买瓶水，跟老板聊几句天。
没有人会防备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来打探消息的。
这是她的优势，也是她唯一的武器。
林月在被窝里握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微微的疼痛让她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她在心里把明天的计划过了一遍——几点起床，怎么跟奶奶说，坐几路车去，到了修车铺说什么话，问什么问题，怎么在不让老板起疑的情况下拿到她需要的信息。
像推演案情一样，她把每一个步骤都想好了，甚至连备选方案都想了两套。
然后她松开拳头，把暖水袋重新抱好，翻了个身，脸朝着墙。
墙上贴着的那幅蜡笔画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但她知道那三个歪歪扭扭的人像还在那里笑着，笑得没心没肺，笑得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她也要笑。
不管明天发生什么。
林月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无声地弯起了嘴角。
窗外西伯利亚来的风还在呜呜地吹，铁城在风雪中沉睡着，像一个巨大的、灰蒙蒙的、正在做梦的巨人。
而在这个巨人的某个小小的角落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抱着暖水袋，用一颗三十七岁的心，在黑暗中默默地等待着黎明。
第二天早上，林月是被厨房里飘出来的油饼香味叫醒的。
铁城的冬天，天亮得晚，快七点了窗外还是灰蒙蒙的，路灯还没来得及关，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光带。
林月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不是起床，而是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个小本子——她从林建国的抽屉里拿的，巴掌大，黑色封皮，里面是空白的，她昨晚临睡前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用的是铅笔，字迹歪歪扭扭的，像真正的六岁孩子写的。
她不是不会写好看的字，三十七年的肌肉记忆不是六岁的身体能轻易掩盖的，但她刻意写得歪歪扭扭，因为她不能在任何地方留下成年人的笔迹。
高远已经在怀疑了，她不能再给他更多的证据。
本子上写的是：
通达物流对面修车铺 摄像头 拍到大门
王红梅 眼角有痣 八家子 县城老家
韩冰 替人顶罪 欠了谁的
她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穿上棉袄棉裤，踩着棉拖鞋走出卧室。
奶奶在厨房里烙油饼，面团在案板上摔得啪啪响，油锅里的饼滋滋地冒着泡，葱花和芝麻的香气混在一起，勾得人胃里直叫。
灶台上还煮着一锅小米粥，锅盖被蒸汽顶得一起一伏的，像一个在打呼噜的老人。
“醒了？”奶奶头都没回，耳朵比眼睛好使，“洗漱去，饼马上好。”
林月去卫生间踩着小凳子刷了牙洗了脸，出来的时候，茶几上已经摆好了一张油饼、一碗小米粥、一碟酱黄瓜。
油饼切成了四块，每一块都金黄酥脆，用筷子一戳，咔嚓一声，碎屑掉了一盘子。
她坐下来，夹起一块饼，蘸了一点腐乳，塞进嘴里。热、脆、香，腐乳的咸鲜和油饼的酥脆在嘴里炸开，她的味蕾像被点了一把火。
奶奶坐在对面，手里端着一碗粥，一边喝一边看着林月吃。
她的眼睛里有那种老人看孩子吃饭时特有的满足感，比自己吃了还香。
“奶奶，”林月嘴里含着饼，含混不清地说，“我今天想去外面玩一会儿。”
“外头零下二十多度，你上哪儿玩去？”
“就在小区里，不去远的地方。”
奶奶想了想，大概是觉得在小区里应该没什么危险，就点了点头：“别出大门，玩一会儿就回来，别冻着。”
林月点了点头，把最后一块饼塞进嘴里，喝完了碗里的粥，又喝了两口米汤，然后去卧室穿上军大衣，缠好围巾，戴上雷锋帽，把那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塞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
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又从鞋柜上拿了一个塑料袋——不是用来装东西的，是用来垫着坐的，修车铺那种地方，凳子不会干净。
“奶奶，我出去了。”
“早点回来。”
林月拉开门，冷风像一把刀子迎面劈过来，她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把围巾往上拽了拽，遮住了半张脸。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照在满是灰尘的台阶上，她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每一步都很稳，不急不慢。
出了单元门，天地之间一片灰白。
雪昨天下午停了，但风还没停，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又抛下去，像有人在空中筛面粉。
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鞋底打滑，她走得很小心，步子比平时短了一半。
小区里有几个老头在扫雪，铁锹刮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尖锐而刺耳，像是在磨刀。
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小男孩在雪地里追一只野猫，跑了没两步就摔了个狗啃泥，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雪，接着追。
林月没有在小区里停留。
她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保安室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里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播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夜间，铁城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下十九度，最低气温零下二十八度，北风四到五级。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寒保暖，老年人尽量减少外出。”
零下二十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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