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是豆角炖肉，五花肉炖得软烂，豆角吸饱了肉汤，咸鲜入味，配着大米饭吃，连吃两碗都不觉得多。
林建国吃了三碗，喝完了一碗饺子汤，整个人像是被食物从昏睡中唤醒了，脸色好了一些，话也多了一点。
他跟奶奶说起了所里的趣事——王桂兰养的那只猫生了四只小猫，全所的人都在抢着要，高远也想要一只，王桂兰说“你先找个对象再说吧”。
奶奶听得直笑，笑得筷子都夹不住菜。
林月也笑了，不是因为好笑，是因为这个画面太普通了，普通到她在上辈子的铁城冬天里见过无数次——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着炖菜，说着闲话，暖气片咕嘟咕嘟地响着，窗外的雪停了又下，下了又停。
这种普通，是她上辈子拥有过但从未珍惜过的东西，也是她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的东西。
下午，林建国睡了一觉，从两点睡到五点，中间连翻身都没翻过，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床垫里。
林月去看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去确认他还在呼吸，第二次是去给他盖好蹬掉的被子。
他睡觉的样子像个孩子，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脸上的疲惫在睡眠中慢慢融化，露出了底下那张年轻的脸。
晚饭后，林建国接了一个电话。
他站在阳台上，声音压得很低，但林月的耳朵还是捕捉到了几个关键的信息——“尸体找到了”“在郊区的一口枯井里”“DNA比对确认是胡丽丽”。
韩冰让人处理的尸体，原来只是从出租屋转移到了郊区的枯井里。
不是她不想处理得更彻底，可能是时间不够，可能是资源不够，也可能是在某个时刻，她忽然不想再继续了。
林月不知道是哪种可能，但她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
一个人愿意替别人顶罪，心里总还是有一些柔软的地方的，那些地方不允许她把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像垃圾一样扔掉。
林建国从阳台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尘埃落定之后的空，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碑，上面刻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名字。
“案子结了。”他说。
三个字，轻飘飘的，像是被风吹起来的雪。
林月没有说话。
她坐在沙发上，把手里那颗韩冰捏变形的奶糖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把糖纸重新包好，放回了棉袄兜里。
案子结了。
但铁城的雪还会继续下，下一个案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就在今晚。
这个城市从来不会因为一个案子的结束而停下它的脚步，杀人犯不会，骗子不会，小偷不会，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不会。
他们会继续他们的勾当，像老鼠一样在黑暗的角落里窸窸窣窣地活动着，等着被光找到，或者永远躲在光找不到的地方。
林月靠在奶奶的肩膀上，把深蓝色的围巾拉过来，盖住了自己的脚。
围巾已经织得很长了，长到可以在沙发上绕一圈还有余。
奶奶的手还在不停地织着，竹针沙沙地响，像冬天里某种不知疲倦的、小小的、活着的生物在唱歌。
明天，铁城还是会醒来，二路公交车还是会准时发车，派出所的暖气片还是会咕嘟咕嘟地响，王桂兰还是会在户籍室里对着电脑戳键盘，高远还是会叼着没点的烟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而林月，六岁的林月，会在父亲的怀里，听着他年轻有力的心跳声，等着下一个案子的到来。
不是因为她想等，是因为她知道它一定会来。
而她准备好了。
铁城的雪在二月初开始化了。
不是一下子化的，是那种磨磨蹭蹭的、拖泥带水的化。
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房檐上的冰溜子开始滴水，一滴一滴的，砸在窗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到了晚上，气温降下来，那些水滴又冻成了冰，第二天早上窗台上就会多出一排排透明的冰柱，像一排排小小的牙齿。
路面上更难看，雪水混着煤灰和泥沙，踩上去扑哧扑哧的，鞋子一天要湿好几回。
林月坐在窗台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烂了的《安徒生童话》，但她没在看。
她看着窗外那些正在融化的雪，心里想着一个她已经想了很多天的问题——母亲要回来了。
林建国前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说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明天可能会下雪一样：“她妈后天到，坐火车，下午三点到站。”
奶奶当时正在盛汤，听了这话手都没抖一下，只是在把汤碗放到林月面前的时候多说了一句：“你妈回来了，你高兴不？”林月点了点头，说了声“高兴”。
她的确是高兴的，但这种高兴的底下，压着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像一个被踩实了的雪堆，表面上看着平整，底下的冰碴子硬得能扎穿鞋底。
她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表情面对母亲。
在上辈子，母亲的脸已经在记忆里模糊了，只剩下一个温柔的、笑着的、像被水泡过的老照片一样的轮廓。
但这辈子，母亲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说话，会笑，会伸手摸她的头，会在厨房里跟奶奶抢着做饭，会在晚上睡觉前给她讲故事。
所有这些她上辈子在母亲走后失去的东西，这辈子又要重新拥有了。
但拥有这些东西的同时，她还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两年后，母亲会在一场车祸中离开。
她不知道那场车祸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她只知道她必须在那之前做点什么，但她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她只有六岁。
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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