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有两天的时间来准备，准备用一张六岁的、天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脸，去面对那个她这辈子最想见却又最不敢见的人。
林建国最近很忙。
案子结了之后，他没有闲下来，反而更忙了。
高远开始带着他跑各种小案子——邻里纠纷、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什么都有。
用高远的话说：“大案子不是天天有的，基层派出所干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要是连这些小事都干不好，大案子来了你也接不住。”
林建国把这些小事干得很认真，每一份笔录都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报警电话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次出警回来都要在本子上记下自己的心得和不足。
王桂兰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他说：“建国啊，你来所里还不到两个月，这业务水平都快赶上干了三年的人了。”
林建国被夸得不好意思，埋头扒饭，耳朵根子红了一片。
林月知道父亲为什么进步这么快。
不是因为他是天才，而是因为他把别人用来抽烟喝茶聊天打牌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
每天晚上，等奶奶睡了，他就坐在客厅的茶几前，翻开那些从所里借回来的法律法规和办案手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条一条地背。
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用铅笔画个问号，第二天去问高远。
有时候林月起夜，路过客厅，看到他趴在茶几上睡着了，台灯还亮着，光打在他疲惫的脸上，把那几道新长出来的皱纹照得格外清晰。
她会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一条毯子披在他肩上，然后把台灯调暗，再悄悄地回到床上。
林建国从来没有醒过，他睡得太沉了，沉到林月有时候会担心他是不是太累了，累到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了。
派出所里的人对林建国的态度也在慢慢变化。
刚来的时候，大家把他当成一个新来的菜鸟，呼来喝去的，什么杂活都让他干。
现在不一样了，虽然他还是新来的，但大家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同事了，一个能干活、肯干活、不会给人添麻烦的同事。
高远在案件总结会上特意提了林建国的名字，说他在胡丽丽案的侦破过程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在手提包的发现和通达物流线索的追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长听了，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会后把林建国叫到办公室，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聊了什么，林建国没跟家里人说，林月也没问。
但从那天以后，林建国开始穿正式的警服了，不是协警的那套，是正式民警的制服，肩章上的星星闪闪发亮，穿在他身上，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撑起来了一样，腰板直了，下巴抬了，走路都带风。
转正的消息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传来的。
林建国从所里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厚厚的一沓。
他没说话，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然后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完，把杯子放下，转过来看着林月和奶奶。
奶奶正在织围巾——那条深蓝色的围巾已经织完了，现在织的是一条枣红色的，给林月过本命年用的。
林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铁城本地的民生新闻，正在报道一条下水道堵了三个月没人管的后续。
“妈，”林建国开口了，声音有点紧，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布，“我转正了。”
奶奶手里的竹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织，速度没变，节奏没变，但她的眼眶红了。
她没有抬头，只是嗯了一声，然后说了一句：“你爹要是知道了，得高兴坏了。”
林建国在沙发上坐下来，把那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是铁城市公安局的任命文件，上面写着林建国的名字，职务是铁西派出所民警，警衔是一级警员。
他把那张纸看了好几遍，像是在确认它不是假的，不是梦，不是在那些累到极致的夜晚里做的一个过于美好的梦。
林月从沙发上跳下来，走过去，爬到他腿上坐着，伸手摸了摸那张纸。
纸是白的，字是黑的，公章是红的，三种颜色干干净净地印在上面，像是某种承诺，某种在她上辈子已经验证过的、这个男人会用二十三年的时间去兑现的承诺。
“爸，”她说，“我就说你会成为一个好警察的。”
林建国低下头看着女儿，看了好几秒，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跟她记忆里父亲晚年躺在病床上时的笑容不一样，那个笑容是灰暗的，沉重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这个笑容是明亮的，轻快的，像是一个刚拿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录取通知书的年轻人，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正因为一无所知，所以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
林月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听着他年轻有力的心跳，在心里把那个笑容刻进了骨头里。
她知道，这个笑容会在很多年后，在她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照亮某一段黑暗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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