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国和林月一人一边扶着奶奶上了楼。门开了，屋里的暖气扑面而来，带着炖肉的香味。
奶奶一进门就往厨房走，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了两个多小时了，掀开锅盖的那一瞬间，蒸汽糊满了整个厨房的窗户，什么都看不见了，但那个香味——那个混着八角、桂皮、酱油和冰糖的、属于家的香味——把屋子里每一个角落都填满了。
母亲走进厨房，接过了奶奶手里的锅铲。
“妈，你歇着，我来。”
奶奶没有推辞，解下围裙挂在门后，走到客厅里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终于可以松下来了。
晚饭是五花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地三鲜、一盘拍黄瓜，主食是米饭，汤是白菜豆腐汤。
林建国喝了两碗汤，吃了三碗饭，最后瘫在椅子上，摸着肚子说：“吃撑了。”
奶奶白了他一眼：“吃撑了就去洗碗。”
全家人一起洗了碗。
林建国负责刷，母亲负责冲，奶奶负责擦干，林月负责站在旁边看着。
水流的声音、碗碟碰撞的声音、抹布擦过盘子的声音，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但让人心安的歌。
洗完碗，母亲从行李箱里拿出给林月带的东西——一条新裙子，粉红色的，上面印着小花；
一双小皮鞋，黑色的，鞋面上有一个蝴蝶结；
一盒巧克力，铁盒装的，上面画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
一个洋娃娃，金黄色的头发，穿着白色的婚纱，眼睛会一眨一眨的。
林月把每一样东西都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多珍贵，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母亲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背回来的。
它们经过了漫长的旅途，跨过了两千多公里的铁轨，带着南方某座城市的气息，来到了这个被冰雪覆盖的北方小城，来到了她的手心里。
晚上，林月睡在母亲和父亲中间。
关了灯之后，屋子里很暗，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光线。
暖气片在咕嘟咕嘟地响着，窗外的风在轻轻地吹着，楼上有人在走路，脚步声隔着一层楼板传下来，咚咚咚的，像某种古老而缓慢的鼓点。
“妈，”
林月在黑暗中开口了，声音很小，小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你别走了，就在家吧。”
沉默了几秒。
然后母亲的手从被子下面伸过来，握住了林月的手。那只手还是热的，温暖的，稳稳的，没有一丝颤抖。
“妈不走了，”
母亲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妈就在家陪你。”
林月的眼泪在黑暗中无声地滑了下来，流过太阳穴，流进耳朵里，湿湿的，痒痒的。
她没有擦，也没有出声，只是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把那只手的温度、形状、触感，一点一点地刻进骨头里，刻进那些她上辈子弄丢了、这辈子再也不会忘记的地方。
窗外，铁城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风还在吹，但小了，轻了，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把声音压到了最低。
路灯的光在雪地上铺开了一层薄薄的橙色，把整个城市染成了一个温暖的、安静的、正在做梦的世界。
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小房间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握着母亲的手，在黑暗中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铁城的春天来得比日历上写的晚了一个多月。
三月了，别的地方都开始挖野菜了，铁城河面上的冰还没化干净。
但毕竟气温是上来了，白天能到零上五六度，房檐上的冰溜子开始没日没夜地滴水，滴滴答答的，像有人在房顶上不停地按门铃。
路上的雪化成了黑水，混着煤灰和泥沙，踩上去扑哧扑哧的，裤腿上全是泥点子。
林月不喜欢春天。
不是因为春天不好看，而是因为春天会把冬天藏起来的东西翻出来。
雪化了之后，花坛里会出现去年秋天掉进去的塑料袋、被踩扁的易拉罐、不知道谁扔的半截砖头，还有一些更不好说是什么的东西。
城市像一个人脱掉了厚厚的棉袄，露出了底下的伤疤和淤青，不好看，但真实。
三月十七号那天，铁城出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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