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是从林建国接到的那个电话里知道的。
那天是周六，林建国难得休息，正在家里修一个坏了很久的板凳，手里拿着锤子，嘴里叼着钉子，蹲在阳台上。
母亲在厨房里包饺子，香菇猪肉馅的，香菇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混着面粉的气味，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奶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大，正在播一个什么相亲节目，女嘉宾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的，男嘉宾站在旁边手足无措，主持人夹在中间两头劝。
电话响了。
林建国放下锤子，从嘴里取下钉子，站起来去接电话。
他喂了一声，然后脸上的表情就变了——不是那种遇到了大案子的紧张，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有人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他不想打开的盒子。
“在哪儿？”
他问，声音压得很低，“好，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他开始换衣服，动作很快，跟平时出警的时候一样快。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擀面杖：“怎么了？”
“河沿那边出了点事，”
林建国把警服扣子系好，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有个晨练的老头在河滩上发现了东西。”
“什么东西？”
林建国看了母亲一眼，没有回答，弯腰摸了摸林月的头：“爸出去一趟，你在家陪妈妈和奶奶。”
林月从沙发上滑下来，走到他面前，仰着脸看着他：“爸，什么东西？”
林建国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女儿问的不是“什么东西”四个字，问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从胡丽丽案之后，他们父女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有些事，他不会主动跟她说，但如果她问了，他不会撒谎。
“一个冰坨子，”他说，“里面冻着东西。”
门关上了。
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声控灯亮了又灭。林月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脑子里的警铃开始响了起来。
不是小声的、可以忽略的那种，是那种拉满了的、刺耳的、让人头皮发麻的。
她回到沙发上坐下，拿起遥控器把电视调到了铁城本地台。
奶奶不满地哼了一声，但还是把那档相亲节目放下了，拿起旁边的毛线开始织。
铁城电视台的午间新闻还没有开始，屏幕上在播广告。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在推销一种什么保健品，语速很快，手势很大，说吃了这个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
然后是下一个广告，一个女的在卖一种什么洗衣液，把一个番茄酱瓶子往一件白衬衫上猛挤，“你看这污渍，多难洗”，然后倒上洗衣液，搓两下，污渍没了，“你看，干干净净”。
林月盯着那些广告，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她的脑子里全是那个词——“冰坨子，里面冻着东西”。
铁城靠河，冬天河面结冰，但河滩上的冰不是河面上的冰，是从上游冲下来的或者被人扔在河滩上的。
三月中旬，河滩上的冰已经开始化了，但还没有化完，如果冰里面冻着东西，化到一定程度，里面的东西就会露出来。
晨练的老头在河滩上发现了东西。
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冷风从缝隙里挤进来，带着河水的腥味和远处不知道什么工厂排出来的焦煤味。
从这里看不到河沿，但她知道那条河——铁城河，从城市北边流过来，绕了一个弯，从东边流出去，夏天的时候水面能宽到几十米，冬天的时候冻得结结实实的，有人在上面走，有人凿冰窟窿钓鱼。
河滩上全是石头和沙子，夏天的时候有人在那里烧烤，冬天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
“月儿，关上窗户，冷。”奶奶在客厅里喊。
林月关上窗户，回到沙发上坐下。
她拿起茶几上那个小本子，翻开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冰坨子，河沿，晨练老头。
然后她把本子合上，塞进棉袄兜里，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纹在春天的光线里显得更深了，像一张老人的脸，皱纹里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她没有给林建国发短信。
上一次案子的时候，她发了太多线索，引起了不必要的注意。
这次她要忍住，不能那么急，不能让那些已经对她起疑的人抓到更多的把柄。
她要在家里等着，等林建国回来，等他把事情告诉她，然后她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等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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