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林建国出门前接了一个电话。
他站在阳台上，声音压得很低，但林月的耳朵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货车”“找到了”“省城郊区”“空车”。
她坐在餐桌前喝着小米粥，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心跳快了。
货车找到了。
在省城郊区，空车。
货物不见了。
林建国从阳台回来，表情比之前更凝重了。
他匆匆吃了几口饭，穿上外套，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从茶几下面的抽屉里拿出那个塑料袋，抽出几张纸，看了看，又放回去。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林月就在旁边看着，小口小口地喝着粥。
“爸，”她放下碗，“货车是在省城找到的？”
林建国转过身，手还搭在抽屉上。“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在阳台上说的，我听到了。”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
“省城郊外的一个废弃停车场，停了快四个月了，车身全是灰，车牌被人卸掉了，车上的货物一件不剩。省城那边的警方昨天下午发现的，今天一早通知了高队。”
“车上有指纹吗？或者别的什么痕迹？”
林建国看着女儿，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只说了句：“还在查。”
他穿上鞋，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之后，林月在餐桌前坐了一会儿。
小米粥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她用筷子把那张皮挑起来，放进嘴里，嚼了嚼，没什么味道。
她把碗端到厨房，放在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冲了冲，然后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把小本子翻到新的一页，写上了几个字。
货车找到，省城郊区，空车，车牌被卸。
她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在横线下面写了另一个名字——王红梅。
这个名字跟上个案子有关，跟这个案子无关，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两个案子之间隔着一层很薄的纸，捅破了，里面是通的。
她说不上来这种感觉从哪里来，不是证据，不是推理，是一种直觉。
上辈子当刑警的时候，这种直觉救过她很多次。她学会了不无视它。
母亲从菜市场回来了，手里拎着两袋菜，一袋是青菜，一袋是豆腐。
她换了鞋，把菜放进厨房，出来的时候看到林月坐在沙发上发呆，走过来摸了摸她的额头。
“怎么了？不舒服？”
“没有，在想事情。”
“小小年纪，有什么好想的。”
母亲笑了笑，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林月搂进怀里。母亲的身体是软的，暖的，带着外面冷空气的凉意和菜市场里生肉蔬菜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林月靠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让自己暂时从那个冰桶、那辆货车、那个失踪的货物和那个死了四个月才被人发现的男人身边离开一会儿。
只是一小会儿。
母亲的手在她背上轻轻地拍着，一下一下的，像小时候那样。那个节奏很慢，很轻，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摇篮曲。
林月在那节奏中慢慢地放松了肩膀，松开了攥紧的手指，把脸埋在母亲的毛衣里，闻着那股混合着洗衣液和阳光的气味。
窗外的天还是灰的，但这会儿灰得温柔了一些，云层的缝隙里透出一点点光，不太亮，但足以让人知道太阳还在那里，只是被挡住了。
塑料桶的线索像一根打了死结的绳子，高远和林建国在绳子的这头拽了三天，那头纹丝不动。
铁城塑料厂提供了三批六百多个桶的销售记录，光是录入电脑就花了一天半。
六百多个桶，散落在全市几十个单位和个人手里，有物流公司、化工厂、建筑工地、洗车行，甚至还有几个农村的小型养殖场。
排查这些买家需要时间，而时间在这个案子里变得格外沉重，每过去一天，尸体上的冰就多化一分，那些可能被冰封了四个月的痕迹就多消失一分。
林建国在第四天晚上带回了一条新线索。
吃饭的时候他话很少，筷子夹菜的动作机械而重复，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林月没有在饭桌上问他，等母亲收拾了碗筷，等奶奶关上了卧室的门，她才端着两杯水走到沙发前，一杯递给他，一杯自己捧着。
“塑料桶查到什么了？”她坐在他旁边，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林建国接过水杯，握在手里，没喝。
“六百多个桶里，有一批五十个，卖给了省城的一家化工厂。那家化工厂去年十一月初倒闭了，设备被拍卖，库存被清理，五十个桶不知道流到了哪里。高队明天去省城，查那家化工厂的资产处置记录。”
“五十个桶，”
林月说，“不是一个个，是五十个。如果凶手是从那里买的桶，他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单位。”
林建国看了女儿一眼，没有接话。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把杯子放在茶几上，用手指在杯壁上慢慢地画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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