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林建国没有去省城，高远一个人去的。
林建国留在了所里，处理几起邻里纠纷和一起电动车被盗案。他出门的时候林月还没醒，等她醒来，他的那半边床已经凉了。
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放在被子上面，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月儿，爸去上班了，晚上可能会晚点回来，你和妈妈先吃饭，不用等爸。”
字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的，像是在写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但“晚点”两个字写错了又涂掉重写的，涂改的地方被笔尖反复描了很多遍，墨水洇开了一小片，像一个小小的淤青。
林月把纸条叠好，放进枕头底下，跟那个小本子和那颗变形的大白兔奶糖放在一起。
下午，林建国回来了。
比平时早了很多。
他进门的时候林月正在阳台上帮母亲收床单，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白色的帆，她在帆的后面钻来钻去，母亲在外面喊她别闹了。
听到门响，她从床单后面探出头来，看到林建国站在客厅里，身上的警服还没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跟上次装材料的那种一样。
母亲从阳台走进来，看了一眼林建国的脸色，没有说话，去厨房倒了一杯水递给他，然后回到阳台上继续收床单。
她把空间留给了他们，好像知道有些话不需要她在场也能听得懂。
林建国坐在沙发上，从塑料袋里抽出几张纸，摊在茶几上。
林月从阳台走进来，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她没有靠近，也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坐着，等他开口。
“高队在省城查到了。”
林建国把其中一张纸推到茶几中间，上面印着一份资产处置清单的复印件，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那家化工厂倒闭后，库存物资被一家资产处置公司打包买走了，包括那五十个塑料桶。资产处置公司的老板姓赵，叫赵德胜。”
林月把那页纸拿起来，凑近了看。
赵德胜，这个名字她没有印象。
“高队找到赵德胜，赵德胜说那五十个桶他卖给了一个人，现金交易，没有开发票，也没有留对方的任何信息。”
林建国停了一下，把另一张纸推到茶几中间，“但他记得那个人。”
林月放下手里的纸，拿起另一张。
那是一份询问笔录的复印件，上面是高远的笔迹，记录着赵德胜对那个买家的描述。
她快速扫了一遍，男，四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出头，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戴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围巾遮住了半张脸，说话带着铁城口音。
“铁城口音，”林月说，“是铁城人。”
“高队也是这么想的。”
林建国把那张纸拿回去，重新叠好，放进塑料袋里，“但赵德胜没有看清他的脸，围巾和帽子挡住了大半，只知道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铁城口音，开一辆白色的金杯面包车，车身上没有任何标志。”
白色的金杯面包车。
林月的脑子里警铃大作。
上个案子，通达物流的那辆白色面包车。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她没有抓住它。
白色面包车太常见了，铁城满大街都是，不能因为上个案子里有白色面包车就把这个案子里的白色面包车也跟它联系起来。
证据不足，她告诉自己，冷静。
林建国那天晚上破天荒地没有加班，留在家里吃了晚饭。
母亲做了红烧排骨、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和一个紫菜蛋花汤。
排骨炖得很烂，用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了，林建国吃了好几块，吃的时候没有说案子的事，只是跟母亲聊了几句家常，说奶奶这两天腿疼，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说楼下的杨树开始发芽了，过几天应该就能绿了；
说隔壁单元老张家的儿子考上了公务员，他妈高兴得在楼下放了挂鞭炮。
这些话平淡得像白开水，但在这个家里，白开水是最让人安心的东西，不烫嘴，不凉胃，喝下去刚刚好。
林月吃着排骨，看着父亲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跟上辈子不一样。上辈子，母亲走后的很多年里，她和父亲之间很少有这样的时刻。
父亲沉默寡言，总是在加班，总是在查案子，总是在派出所的值班室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他们之间的对话大多是“吃了没”“吃了”“早点睡”“嗯”之类的简单音节，像两个在同一个屋檐下合租的陌生人，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偶尔在厨房碰见了，点个头，擦肩而过。
但这辈子不一样了。
这个坐在餐桌对面的男人，她的父亲，开始跟她说话了。
不是说“吃了没”的那种说话，是真的说话——把心里想的东西说出来，把案子里的事情告诉她，把那些他不敢跟任何人说的困惑和压力，一个字一个字地放在她面前，像一个旅人把背上的行囊卸下来，放在路边，歇一口气。
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个父亲把破案的压力分享给六岁的女儿，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情。
但她不是普通的六岁女儿，他是知道的，母亲大概也开始感觉到了，也许奶奶也是。
他们都感觉到了，只是没有人说破。
在这个家里，有一种默契在慢慢形成——她不解释，他们不追问，大家都装作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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