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林建国又出门了。
他走的时候林月还在被窝里，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她睁开眼，看到父亲的身影在门缝里一闪而过，然后是楼道里声控灯亮了的声音，然后是一步一步下楼的脚步声，然后是单元门关上的声音。
那些声音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像石子一个接一个地沉进水里，最后水面恢复了平静，什么都没有了。
她重新闭上眼，但没有睡着。
她在听——听厨房里母亲烧水的声音，水壶在灶台上咕嘟咕嘟地响着，水蒸气从壶嘴里喷出来，顶得壶盖轻轻跳动；
听窗外有人在扫雪的声音，虽然已经是三月了，铁城的三月还是会下雪，铁锹刮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听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低沉，从火车站那边传过来，穿过整个城市，钻进她的耳朵里。
她起床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等林建国回来，而是走到阳台上，拉开窗帘，推开窗户。
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湿漉漉的、泥土和融雪混在一起的气味。
楼下的杨树上已经能看到一点点绿芽了，很小，很小，像是谁用绿色的笔在灰色的枝条上点了一下，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铁城的春天就是这样的，它从来不会大大方方地来，总是偷偷摸摸的，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在某个角落里点一下，然后躲起来，等你去找它。
林月趴在窗台上，下巴搁在手臂上，看着楼下的街道。
街上的人不多，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孩走过，小孩手里拿着一个气球，红色的，在风中摇来摇去，像一团被线牵着的火。
一只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眯着眼睛晒太阳，尾巴在身后慢慢地摆来摆去，像一个钟摆，在丈量着时间。
她看着那只猫，猫也看着她，黄色的眼睛，瞳孔在阳光下缩成一条细线，像一把刀。
它们对视了几秒，然后猫跳下垃圾桶，钻进了旁边的一个破洞里，不见了。
林月把目光从那个破洞上收回来，重新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街道。
她在想，那个开白色金杯面包车的男人，现在在做什么？
他是不是也像这只猫一样，躲在一个黑暗的、谁也找不到的角落里，眯着眼睛，等着什么？
等着风声过去，等着案子成为悬案，等着所有人把那具从冰里化出来的尸体忘记？
他不知道的是，有些人不会忘记。
高远不会，林建国不会，她不会。
线索断了之后的第三天，省城那边传来了一条新消息。
不是高远查到的，是省城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个老刑警打电话过来随口提了一句——他们那边去年十一月处理过一起报案，一个货运司机在省城郊区的一个物流园附近被人打了，车上的货被抢了一部分。
报案时间跟王建国失踪的时间差了没几天，地点也相近。
林建国接到高远的电话时正在家里吃晚饭。
他放下筷子，走到阳台上，电话打了将近二十分钟。
林月隔着阳台的玻璃门看着他的背影，看到他把手机换了好几次手，看到他用空出来的那只手在玻璃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看到他的肩膀从一开始的紧绷慢慢松弛下来，最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在掌心里握了一会儿才走回来。
“省城那边去年十一月有个案子，”
他坐回餐桌前，拿起筷子又放下，说话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将近一倍，“一个货运司机在物流园附近被三个人打了，车上的钢材被搬走了一部分。那个司机说，打他的人里有一个他认识，是以前一起跑过车的同行，姓刘，叫刘德柱。”
林月正在喝汤，汤勺停在嘴边，没有送进去。
刘德柱。
这个名字她没有印象，但她知道林建国接下来会说什么。
“高队查了刘德柱的底细，”
林建国说着说着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又马上压了下去，像是怕吵到楼下的邻居，“这个人以前是跑长途货运的，去年上半年出了一次车祸，车毁了，人也受了伤，之后就再也没有跑过车。但他的银行账户里，去年十一月下旬突然多了一笔钱，十五万，现金存入。”
十五万。
钢材。
二十六万。
王建国。
冰桶。
这些词在林月的脑子里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在一起。缝隙还在，但大致的轮廓已经出来了。
“高队明天从省城回来，然后去抓人。”
林建国说完这句话，像是卸下了一个很重的东西，靠在椅背上，整个人软了下来。
第二天，林建国没有去抓人。
去抓人的是高远和市局刑侦的两个民警，林建国留在所里等消息。
林月那天请了假没有去上学——当然不是真的请假，她妈帮她跟老师说了声身体不舒服。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把电视从一台按到五十台又按回来，什么也没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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