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一日上午，韩顺旧同僚带来的原报刚刚封存，旧堤十二村的减免册仍只核完三村。
不是书吏算得慢，而是谢临舟不许先把同名同姓的人并在一起。
江宁府册上记有“何六”四人、“赵大”七人、“周氏”十一人。若只按名字对粮数，任何一个死户、迁户或外村户都能被挪来填空。
谢临舟把十二村户籍、里正花名、秋粮实收簿和赈棚医簿分铺在两间屋中，先同青砚定下核户次序；云满负责辨人访邻，陈知微核对医簿与伤痕，邻府书吏只负责录供、封页和见证。每核一户，先问家中人口，再以田亩、邻里和当年发生过的事互证；直到确认是同一个人，才把减免批数与实交数接在一起。
第一批抽核的八条户目中，有三户已经不在原村。
一户逃荒未归，一户全家死于冬疫，还有一户迁去江北投亲。三张补粮票的落款都在三户死亡或离村之后，府册却写他们“自愿补足”，合交粮十一石四斗。
书吏循着册尾签押，将当年经手的里正钱茂传入。钱茂被差役领到堂下，先核过三户姓名、粮数和册尾自己的押印，承认这三页都曾经他的手。
“人都不在，谁来补粮？”云满问。
钱茂跪下去，汗沿着下巴往下滴：“册是县里送到村中，叫小人核名按印的。小人当时也说三户都已不在村里，粮差只叫小人照页按印，不许多问。”
谢临舟让人取来三户的完粮串票。串票上都有拇指印。陈知微拢住袖口，把灯往案边移近半尺，没有伸手碰票，只让书吏用竹夹将三张纸转成同一方向。她先逐枚看过印泥的深浅，又让书吏调换三张票的位置，重新看了一遍。随后，她取一根干净细竹签，悬在纸面上，依次虚点三枚印痕右上方的横断纹和断纹旁的两处分叉。
“这三处很像。”陈知微收回竹签，“但我只能指出疑处，不能凭看一眼便认定是同一根手指，还得分开验。”
谢临舟让书吏将三张串票分别编号，不写户名，再交给两名未听过方才问话的邻府刑房书吏。二人分在两室，各自逐印圈出清晰可辨的纹路，再用薄竹纸摹下位置，写完便封口。
两份验记拆开后，各自圈出的都是同样七处：陈知微先前看见的一道横断纹和两处分叉，印心偏左的两处小回环，下缘一处新分叉，以及靠边一条突然截断的纹线。三枚旧印深浅、偏斜各不相同，这七处的相对位置和先后次序却能对应。两名书吏因此分别写下同一结论：三张串票很可能出自同一枚右拇指，但仅凭票上旧印还不能认定是谁。
钱茂与村中粮差、书手和两名族老分别留下右拇指印样。印样由另一名书吏打乱编号，再送二人复核，没有一枚能与串票上的七处纹路对应。
比对暂时断了线索，书吏便按原定次序传下一户。候在外廊的寡妇何杏被差役领进来；她是首批五户到场者之一，名下也有三斗减免待核。她刚走到案前，书吏恰好将三张串票翻面归拢。其中一张背后留着两圈相叠的油印，右侧明显缺了一角。何杏的脚步顿了一下，很快又低下头，双手攥住衣角。
云满看见了：“你认得这个印？”
何杏像被惊了一下，立刻收回目光：“没事，我看岔了。”
她低着头坐到案前。书吏照问证表核她家的田亩、应减数和实交数：原应纳六斗，按令减三斗后只须交三斗，实收页却记着六斗。
青砚点着实收数问：“你家本该交三斗，这多出的三斗从哪里凑来的？”
“典了东西。”何杏道，“我最后一只铜簪，还有两只锡碗。”
“典在哪里？”
“城南广济当铺。是粮差带我去的。”
“当票还在吗？”
“在。”
书吏逐项记下，念回原话，请她在问证表上画下平日使用的三角押记。何杏起身时没有再看串票，跟着女差快步出了门。
门帘落下，云满把手里的问证表交给青砚，随后追了出去。何杏已经走到回廊拐角，听见脚步，肩膀明显缩了一下。
“何杏。”云满在几步外停住，“你方才看的不是字，是那块油印，对不对？”
“没有。”何杏答得很快，“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绕开云满还要走。云满侧身让出路，没有拦她：“你不愿说，我不逼你。可你看完油印，又看了堂里的粮差。你若怕的是他，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不让你同他见面。”
何杏走出两步，又停下来。她背对着云满站了片刻，才支支吾吾地问：“我若认错了呢？若是……若是他知道我说过呢？”
“认错了便再查。”云满道，“若日后需要你作证他才会知道。”
何杏攥着衣角转过身，声音压得很低：“那印……好像是我家的。”
云满没有在回廊里追问细节，她把何杏带到西偏房，又请陈知微过来陪着。一名邻府书吏坐在门边录供。
何杏这才慢慢说下去：“那道油印，像是我家旧灯留下的。灯足前年磕掉一角，底下沾了油，压在纸上便总缺这么一块。去年粮差在我屋里坐了一下午，当时也拿一张纸垫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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