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三日清晨，临河县的修车账先到。
旧纸上记着三年前六月初九，一辆北解粮车在槐树坡折轴，二十三石湿粮卸在河滩。修车铺收轴木一百六十文、铁箍八十文，押运军丁赵广画押。
午后，赵广被带到江宁。
他已经退役，在河边替人补网。问及三年前翻车，他不看账便说出位置：“坡下第三棵老槐，车往右倒。雨下了半夜，麻袋泡透。我们晾两日，九石还能吃，十四石酸了。”
孙直旧牒写“损二十三石”，似乎与赵广口供不合。
云满问：“既有九石能吃，为何全报损？”
赵广道：“不是全扔。九石另装小袋，跟后队送到府仓。府仓收粮的人说小袋无原封，不许并进正数，只给一张杂粮收条。”
“收条呢？”
“交回县里。”
临河县杂粮簿中果然有九石，日期比正粮晚两日，来源写“河滩抢收”。江宁府总册却没有这九石，修车费和十四石真损耗也都被第二张足额牒抹平。
也就是说，旧牒的二十三石并非最终实损，而是事故发生时从正队拆出的数；后来九石追回，真实损耗只有十四石。
云满把三张纸挪了挪：“第一张也不全对，第二张更不对。”
“所以不能只挑一张看着可信的，就拿它定案。”谢临舟道。
这一趟粮的完整数字应是：县仓发九百七十六石，途中拆出二十三石，正队交九百五十三石；后补九石杂粮，最终实交九百六十二石，真实损耗十四石。江宁府却把它改成发一千、收一千。
赵广并不是唯一记得那九石的人。
临河县回文里还附了两张河滩用工记录。一张记着三名农户替官车摊晒湿粮，工钱已经付清；另一张记着一个船户把重新装好的小袋送到下游仓。三名农户中一人已死，另外两人分别说晒了“一日半”和“两日”，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却都记得官差把能吃的米另装成十八只小袋。
死者的妻子保存着一张旧欠条。丈夫当年先垫了晒席钱，县里一直没有归还。她听说查粮，第一句话不是替丈夫作证，而是问那四十六文还能不能领。
谢临舟让青砚先核欠条。修车账旁确有“借席二十三领、每领二文、未支”一行，合计四十六文，与她手中欠条相合。这笔晒席钱与已经付清的雇工钱分列，不因数目小便拿一句“已过三年”抹掉，也不因她提供旁证便额外多给。
船户则只记得十八袋，不知道总共几石。仓簿写九石，每袋约半石，与小袋常用容量相合；这一处可以互证。至于晒了一日半还是两日，卷中照留差异。
赵广听完问：“若没有那张欠条，你们便不信我？”
“不是。”谢临舟道，“会少一条能从旁证明当时确实摊晒过粮的线。你的话仍要与伤、车、仓分别核。”
赵广点头，没再追问。
账面的一千石，比这一趟实际入仓的九百六十二石多出三十八石：其中二十四石是抬高了县仓发数，另外十四石是抹掉了真实路损。
“县仓少了二十四石，如何平账？”青砚问。
临河县回文中附有当季加征簿。事故后第二个月，县里以“北解短脚”为名向六村加收二十四石，恰好填平被抬高的发数。江宁府又按事故初报，向上级申领了十四石路损的补银，但粮册仍写足额。
一处事故，两头都被拿来补账。
百姓被加征二十四石，上级又按十四石损耗向江宁府拨了补银，账上却没有一粒损耗。
谢临舟让赵广重新走一遍当年程序，从装车、翻车、晾粮说到抵府。书吏不拿任何数字提醒。第二次供述与第一次在地点、天候和袋数上相合，只在修车所用时辰上差了半个时辰。
“记不清便写记不清。”谢临舟道。
赵广按下指印后问：“我当年没偷粮，也要押去上京？”
“你是证人，不是犯人。是否进京，等证目核完再定。”
赵广松了一口气。
午后，另外六县的修补账陆续送到。并非所有损耗都假。
槐山县有一趟船撞石，沉粮三十一石，水寨救捞簿、船工伤簿和下游捞出的破袋都能对应；青浦县有一趟路损写十八石，沿途却无修车、无滞留、无复秤，押运车数前后未变；清河县写“鼠耗十二石”，同月逐日巡仓簿却没有咬袋、补洞或清鼠记录，仓猫饲养簿所记的六只新猫也是次月才入仓。
青砚原想把所有整数损耗列为可疑，被谢临舟划去。
“整数字未必假，零数也未必真。按证据分。”
十七份标“复”的公文最终分成三类。
第一类，真实重誊：纸破、墨污或格式不合，原数不变，共四份。
第二类，事故后重算：有真实损耗，但新牒把损耗抹平或改错，共五份。
第三类，找不到事故、正副数冲突、差额又被加征或仓耗填补，共八份。
分类之后，空印不再是一句人人都能用的借口，也不再是一张盖印便定罪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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