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饥荒，对财力困窘的大乾帝国政府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圣平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这个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呢？
灾荒真正的起因是鸦片种植本土化。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9059年朝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旭初年，山西已成为乾国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芝栋调查后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申报》当年就曾分析过：“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但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最终，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那种抢大户的现象也就发生不了了。
由于灾荒太大，官府又无力救济，在乾国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出头在各个灾区赈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却立刻引起了乾国传统士大夫们的警觉。
一位士绅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很快，士绅们开始怀疑洋人赈灾别有所图，“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土之大患。”
士绅们向官府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在士子们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他们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他们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类似的倡议在朝廷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有了士大夫们的支持，士绅们的赈灾行动随即启动。但他们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这一活动是赈灾活动：“此行乃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也就是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讲究的则是大义，为此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工作开展每遇到困难，士绅们也往往以此来鼓励自己：“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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