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她从库尔勒工地直接赶回来的，衣服上还沾着泥土。秘书小赵跟在后面，手里抱着一摞文件，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阿依江头也没抬，脱下沾满泥的外套，挂在衣架上。
“阿书记，明天早上九点有个会，是兵团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您看要不要推迟？”
“不用。”阿依江坐下来，打开桌上的台灯，“照常开。”
小赵犹豫了一下：“您今天一整天都没休息，从库尔勒跑回来，明天又要开会——”
“小赵，”阿依江打断她，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那两个工人还在ICU里躺着。我一个开会的人，有什么资格喊累？”
小赵不再说话，把文件放在桌上，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阿依江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那张被北疆的风沙磨砺过的脸，线条硬朗，眉宇间有一种男人的英气。但此刻，她只是一个疲惫的女人。
她想起今天在工地上的情景。那个四川工人的老婆，从老家赶过来，一下车就瘫在地上，哭得喘不上气。
她扶着那个女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能说什么？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他”？说“没事的，会好的”？
那些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压不住那么重的恐惧。
后来人救出来了。那个女人的老公，被担架抬出来的时候，还活着。
她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阿依江拉她起来，她不肯，嘴里一直说：“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阿依江心里堵得慌。她不是领导。在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和那个女人一样的、害怕失去的人。
她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文件。第一份是红山牧场的报告——
杨威昨天交上来的，厚厚的，密密麻麻。她翻了翻，看到了哈布力大爷的名字，看到了那些羊的数据，看到了牧民们的签名——
有些是汉字，有些是哈萨克语，有些只是一个红手印。
她想起那天在哈布力家，杨威给她倒的那碗茶。那碗茶是咸的，牧民们喝的砖茶，加了盐和奶。
她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看来自己变了，她也有哈萨克人血统。
但她看到杨威面不改色地喝了一碗又一碗，和牧民们碰碗、干杯，笑得像个孩子。
她突然觉得，杨威变了。那个从小被她看着长大的、吊儿郎当的、满世界乱跑的小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踏实了。像一棵树，终于扎下了根。
她又翻到第二份文件。是兵团畜牧处的报告，关于红山牧场草场改良的可行性方案。
陈专家写的，厚厚一本，有数据、有图表、有预算。她粗略地看了一下，总预算是一千二百万。
数字不大，但也不小。要批这笔钱，她要过三道关——省委、财政厅、发改委。每一道关都要磨，每一道关都要等。
她把文件合上，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原则同意。请财政厅尽快落实资金。”
她知道，这行字写下去，就是一千二百万。
这笔钱够红山牧场的牧民们买饲料、改良草场、引进品种。这笔钱够那些孩子们穿上新棉袄、住上新房子。
她也知道，这行字写下去，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会说她偏袒地方，会说她乱花钱，会说她阿依江是在拿兵团的钱做人情。
但她不在乎。她当了这么多年领导，学会了一件事——对的事情，就去做。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
她签完字，又拿起第三份文件。是叶雨泽今天下午让人送来的，关于库尔勒工地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
报告写得很坦白，没有推诿，没有隐瞒。叶雨泽在报告最后一页手写了一行字：
“是我的责任。该承担的我全部承担。”
阿依江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叶雨泽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时候她还小，跟着叶雨泽和玉娥阿姨在波士顿上学。
叶叔穿着一件皮夹克，开着战士汽车，举止帅气，人更帅气。她对叶叔的感情，比对父亲还亲，那时候的父亲太不靠谱了。
因为几十年相处下来，叶叔给予她的，都父母都没办法给予的。
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叶叔，是我。”
叶雨泽的声音有些沙哑：“阿依江，这么晚了，还没睡？”
“刚看完您的报告。”阿依江说，“您那行字，我看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叶叔，”阿依江说，“事故的责任，该谁承担就谁承担，这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两个工人的医疗费，兵团来出。不是叶氏出，是兵团出。”
叶雨泽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兵团的工人。库尔勒那个工地，是兵团和叶氏合作的。出了事，兵团不能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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